解放战争以后，大批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都被关到了功德林监狱，其中包括黄维、王耀武、杜聿明等人。
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将领虽然被关押起来，但在监狱里的生活条件却并不差。
1959年，第一批战犯被释放出狱，随后大部分人也被分几批陆续释放。
在所有被关押的八个黄埔一期生中，就有七人被陆续释放，只有一人被处决。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路，因此才有了这个名字。
在前清的时候，这里本来是一座寺庙，后来是一位山西巡抚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在各省开办罪犯习艺所，让那些犯下罪行的人也能做些事情，督促其改过自新，也能学个一技之长，对他们重新走上社会有帮助。
当光绪皇帝听到这个建议后，觉得可行，于是立马下诏筹办。
1905年的初夏，清政府在北京德胜门选定了地址，将寺庙改造成了京师习艺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劳改所，对于我国的罪犯管理事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变革。
后来清政府覆灭，北洋政府将功德林监狱沿袭了下来，并将其改称“京师第二监狱”。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期的司法总长就是大家熟知的梁启超，功德林监狱就归他管辖。
后来，司法总长换成了罗文干，他以日式监狱为模板，对功德林监狱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使其具备了近现代监狱的模样。
等到新的民国成立，功德林监狱关进了很多“犯人”，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人物李大钊，而李大钊同志最后也是在这座监狱里被送上了绞刑架，一代英豪就此殒命宵小之手。
而除了李大钊同志之外，还有多达七八百人的革命党人被关押在这里，一直处于囚禁之中。
当日本人攻破华北大门的时候，北京的国民政府官员准备撒腿跑路，但他们逃跑之前还不忘监狱里的犯人，要把他们全部处决。
幸运的是，周总理在获知情报后，以平西游击队为主要营救力量，对已经处于混乱中的功德林监狱进行了突袭，救出了所有同志，使他们免遭毒手。
时过境迁，国民党的那些将领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用来关押和处置共产党人的修罗场，最后也会成为他们囚身笼。
解放战争后，大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被关到了功德林监狱，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陈长捷、杨伯涛等二百多人。而在这两百多人中，又有不少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对于黄埔军校大家都不陌生，从建校到北伐，黄埔军校一共培养了四期4981人，其中一期就有645人，这些人组成的革命军在统一广东与北伐的战场上立下过汗马功劳。
在黄埔一期的学生中，很多人的名字大众都耳熟能详。
加入国民党阵营的有宋希濂、陈明仁、胡宗南、孙元良、贺衷寒等，加入共产党阵营的有蒋先云、左权、徐向前、陈赓等。
而在这一期的六百多人里，一共有八人被解放军俘虏并关到了功德林监狱，他们分别是曾扩情、周振强、李仙洲、范汉杰、宋希濂、杜聿明、黄维和邓子超。
这么多同学故旧齐刷刷关到了功德林，还传出不少笑谈。
据说王耀武在看到这么多老同学一起被关到同一个监狱里，就自嘲道：“这么多黄埔同学都来了，南京国防部开会都没来这么齐过。”
而在不久后，陈赓大将要来监狱里探监，毕竟这里关着的人里有不少是他以前的老同学，当时的场景更是有趣。
陈赓对狱警说自己是来看黄埔同学的，让他们多带几个人过来，结果狱警告诉他：“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可以给你带过来一个连！”
这句话说得陈赓既是乐呵又是感慨。随后，旅长就和十几个同学一起会了面，还给他们送了不少苹果。
因为同学太多，为了买足够的苹果，陈赓把一个月的工资都花光了。
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些战犯都在监狱里面改造，他们一开始都很担惊受怕，觉得共产党一定会把当初他们对待共党人的手段在他们的身上也试验一遍。
尽管我党多次强调会优待俘虏，但他们却并不相信。就比如王耀武，他还因此闹了不少笑话。
比如他有一次在搬运过冬棉衣的时候，因为尿急去角落里“方便”，结果管仓库的以为没人了就把仓库大门锁了。
回去一点名，发现王耀武不在，管理人员这才返回仓库找他，结果打开大门看到王耀武站在门口脸如土色，一幅魂不守舍的样子。
后来人们才知道，王耀武以为是狱警故意把门锁上的，以此来考验他，这可把他吓坏了。
还有一次，王耀武和邱行湘聊天，说自己最崇拜关公。
本来这就是闲着没事说的无聊话，但王耀武第二天突然找到邱行湘，一再强调自己不崇拜关公，给邱行湘整得一头雾水。
王耀武这才给他解释：“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可不是这样的人，我一心向党，绝无二心！”可见，当时的王耀武对自己的前途确实充满忧虑。
不仅如此，他还很担心蒋介石对他的看法，因为他被俘虏后曾在广播电台里公开发表过谈话，劝国民党军队早日投降。
但做完这件事，他心里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怕蒋介石会因此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次他打水的时候遇到刚被抓进来的国民党中将文强，赶紧询问蒋介石对他的看法，当文强告诉他蒋介石当时气得把电台都砸了的时候，吓得他把水桶都扔进了井里。
国民党战败，文强被俘，但他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是一个拒不认错的死硬派。
当时解放军攻克南京，众人为了积极表现，准备写诗庆贺，结果文强写了一首“可怜玉石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王耀武在看见后吓得赶紧劝他把诗撕掉，但文强根本不在意。
由此可见，在被抓的国民党将领中，存在着王耀武这样的积极改造派和文强这样的死硬反抗派，但他们普遍都对自己的前景抱着一种悲观情绪。
对于优待俘虏的政策，组织一直是在认真落实的。
就比方说杜聿明，他因为是蒋介石的死忠分子，在被抓后十分抗拒监狱的政策，对管理工作很不配合。
后来他患上了肺结核、胃溃疡、脊柱炎和肾病后，悲观至极的杜聿明一度想要自杀，但被监狱方面救了下来。
周总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不仅指示要全力救治他，甚至从香港购买链霉素来给他治病。
为了治疗他的脊柱炎，政府还花了很大的精力给他量身定制了石膏板，让他能够安然入睡。
要知道，杜聿明这些病并非是在监狱里落下的，而是早年就有，他曾向蒋介石请求去美国治病，但因为他在一次采访中说的话惹怒了蒋介石，蒋介石愣是没批准。
两相对比，谁的心更真诚不言自明。
不仅如此，在饮食上国家也对他很照顾，他的伙食标准是所有人里最高的，每顿都是六菜一汤，偶尔还有鸡鸭鱼肉以及鲜牛奶。
与之相比，我们自己的监狱工作人员每顿吃的都还是窝窝头。
因为杜聿明身体不好，监狱方面也就不让他从事重体力劳动，基本每天就是干干种草的活，不想干也可以休息。
因为党和国家的悉心照料，杜聿明的身体状况不断好转，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等到朝鲜战争爆发，尤其是战争取得顺利进展的时候，一向态度冷淡的杜聿明甚至主动要求要给志愿军做军粮，当时供给战场的炒面（也就是炒面粉）和被服，有一部分就是功德林服刑人员亲手制作的。
据说在当时，知道是给志愿军做炒面，就连态度最死硬的文强和黄维都来给大家打下手，杜聿明在掌管火候，黄维在一旁监督。
为了炒好面粉，这些人还把监狱配发给他们做零食的芝麻、花生、瓜子仁都放了进去，后来志愿军后勤管理处特别表扬了功德林出产的炒面，说：“质量格外好，既脆又细，还没有焦糊味。”
此时这些往日态度迥异的战犯能一起合作，很多人是因为对志愿军击败美军这一壮举的钦佩，毕竟刚开战的时候，他们的一致意见是“美军不可战胜”，谁能想到十八国联军竟然被志愿军打回了三八线，这极大地震撼了他们。
自朝鲜战争以后，很多此前态度强硬的战犯心态也都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人开始积极配合改造工作。
据说范汉杰当初在监狱里，成天抱着一捆高等数学的书在看，说自己以后出去了要去大学当老师。
而廖耀湘也在钻研马克思主义，他甚至还把《哥达批判纲领》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
即使是最顽固的黄维也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结果还因为厕急撕了几页书擦屁股被大家伙拉出来批评。
时间来到1959年，此时距离他们被关进功德林已经十年了，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毛主席决定特赦一批战犯。
在新中国第一批特赦的三十二个战犯中，九人来自功德林，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等黄埔一期生都在其列，再加上后来被周总理特意放进去的周振强，一共有四个黄埔一期生被释放。
另外，王耀武也在此次特赦中重获自由，对此，终于安下心来的他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都要进来。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会出去。”
其实，黄埔一期生中的范汉杰在监狱的表现也很好，但并没有被放入第一批特赦名单。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考虑到当年蔡廷锴和蒋光鼐策动福建事变的时候，范汉杰向蒋介石告了密，使得红军和闽军联合的企图被破坏，蔡廷锴和蒋光鼐也不得不流亡海外。
而在第一次特赦的时候，蔡廷锴和蒋光鼐就是特赦负责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
当然，蔡蒋二人也不是为了报复他，也是周总理考虑到了特赦事宜要权衡利弊，不是简单地放人，而要起到更大的宣传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要特意加上周振强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分化那些死硬派。
范汉杰也没在监狱里待太久，第二年的特赦名单中，作为黄埔一期生的他和李仙洲就被释放了出来，此时关在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就只有黄维了。
在这里可能大家就有疑问了，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一共有八个，之前放了六个，还有黄维和邓子超没有释放，怎么就只剩下了黄维呢？那是因为邓子超在1951年就被处决了。
说起邓子超，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出生于江西石城县，1924年秋进入黄埔军校，被编入第六队学习。
在毕业后，邓子超也跟随同门同学加入北伐军，后来还参与了中原大战，表现突出的他深受蒋介石赏识。
蒋介石用人，无非是三点：同乡、黄埔嫡系、忠心，而这三条邓子超满足两条，所以他很快就被蒋介石视为肱骨。
抗战时期，邓子超表现尤为亮眼，他率一个团的兵力在庐山保卫战中作为薛岳和张发奎的掩护而阻击日军，多日血战下来，以本部阵亡过半的代价成功掩护了主力部队的撤退。
而在这一过程中，面对两个旅团的日军，他通过灵活运用战术，以夜袭、截击、固守的方式与日军搏杀，击毙数百日寇，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庐山保卫战使邓子超一战成名，他的事迹被《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大篇幅报道，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
这样一个抗战英雄，本来该有更大的作为，可惜他却一直对蒋介石忠心不二。在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再次对邓子超委以重任，但邓子超屡战屡败。
如果是寻常人，蒋介石早就将其革职了，但因为邓子超是蒋介石的心腹，所以他不但没有被免职，反而被继续重用。
面对蒋介石的包容，邓子超既是羞愧又是感动，于是对蒋介石表示：“誓死追随校长！”
等到国民党战败，邓子超在赣州被捕，随后被送到了功德林。
但入狱后的邓子超比黄维、文强等人更甚，他完全不配合监狱管理，对改造活动十分抵制，多次自杀和自残，甚至还要越狱，其行为已经威胁到了监狱工作的稳定开展。
面对这样一个顽固的死硬分子，为了震慑这些冥顽不灵的老顽固，在1951年的时候，邓子超在当年被处决。
等到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功德林就只剩下了黄维一个黄埔一期生。
至于黄维，他从踏进功德林的那一天起，就认准了一个死理：成王败寇。
也就是说，黄维打心眼里就对战败的事实不服气，他甚至认为摆开架势再干一场他就能赢。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黄维还挑起了功德林内唯一一场斗殴事件。
当时，监狱组织战犯进行学习，内容是讨论四大家族问题，当董益三讲到“中国的银行都属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时候，黄维冷笑着说了一句：“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也是毛泽东的。”
对于这样阴阳怪气的混账话，董益三自然不能放过，于是要求他写检查，结果黄维又说：“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下，董益三火冒三丈，上来就给了黄维一个大耳光。
黄维心里的憋屈和愤懑全被这一耳光打出来了，自视甚高地他怎么可能容忍被董益三这个资历军衔都比他低的后辈教训呢？于是两人就打了起来。
这件事后，监狱方面要追责，黄维自知理亏，认为倒霉的肯定是自己，但没想到监狱方面对先动手打人的董益三处罚更严厉，他对此也说：“共产党还是讲公平的。”
但尽管如此，黄维对共产党还是不服气，除了在抗美援朝期间他态度缓和过一段时间，其余时间他都和文强一样打死不认错。
当记者采访黄维的时候，他居然还说：“自古以来，只有战死沙场的烈士，绝无苟活于世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
为了对抗改造政策，黄维甚至宣称自己要研究“永动机”，还请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女儿给他指导。
尽管他女儿说这根本不符合物理定律，但黄维哪管这些，而监狱方面还真给黄维争取了三千块钱的经费。
最后，黄维自然啥也没干成，反而成了监狱里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到1966年，政府已经先后六次特赦过战犯，昔日的狱友一个个都从监狱离开了，唯有黄维等人还一直关在里面。黄维这一关，就是二十五年。
后来他也患上了肺结核，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组织就像当初对待杜聿明一样给他治病，不仅从北京协和医院请专家给他治病，甚至动用外汇为他购买进口药。
为了给他补身体，国家还让人给他送去了来自内蒙的黄羊肉，牛奶鸡蛋更是没断过。
至此，黄维的心理防线才终于松动了，逐渐放下了他坚守了二十余年的顽固心理，开始配合改造工作。
1974年的十月，毛主席到长沙进行考察，在此期间他决定对最后一批战犯进行释放，而且是全部释放。
但是，毛主席收到的报告中说，在押的293名战犯中有13人是不符合释放条件的。
但是，毛主席在当时说：“这批人已经关了二十五年，绝大数人已经过了五十岁。就算改造地不够好，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之前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杀地主和恶霸，是因为老百姓害怕他们。现在都1974年了，地主恶霸早就已经消失了，还杀他们干什么？”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指示说要好吃好喝地送他们出狱，每个人给一百块钱，想留下来的我们欢迎，不想留下来的想去哪去哪。
于是，在1975年的第七次特赦中，功德林监狱为之一空，曾经的所有恩怨在这一刻都化为云烟飘散。
在出狱后，大部分战犯的心态都转变了过来，哪怕是最顽固的人也在此时终于迷途知返。
像黄维，他出狱后不仅在毛主席丧期为其守灵，还多次呼吁台湾回归祖国，以至于蒋介石大骂他是混蛋，还拆了他的雕像。
再比如文强，他也终于浪子回头，开始为两岸统一奔走，也算是为自己留下了最后的晚节。而至于功德林的其他人，基本都得以善终，以平和的方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立场才是最重要的。被关在功德林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曾是青年俊才，然而，这些人却在历史的当口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甘愿为这一反动头目效命，最终落得沦为阶下囚的下场。
对于这些战犯，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极尽宽容，不仅没有对他们酷刑以待，还给他们极其优厚的待遇。
尽力配合改造工作的，都很早就被释放了，哪怕是顽固的那一批，也最终重获自由。这是共产党人心胸的体现，也是国家期盼和平归一的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