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periscope
“富人想上天堂，比骆驼穿针还要艰难。”
——这是《新约全书》里对世人贪念的警醒。
“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是乾隆出行留下的传世俗语。
“金钱”与“善意”，是水火不容，还是相伴相生，答案，也许并不简单。
(图源网络，侵删)
观点1：穷且益善，富失良心
一种观点认为，穷人比富人更有可能做出善意的举动。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命运的艰辛很难一个人独立承担。在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通过慷慨的行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底层人民可以与他人建立起信任和合作，从而确保在困难时期，他们的需求也会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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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的观点认为，“同舟共济”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底层人民依赖外部、关注情境的认知特点，因此，具备更强的亲社会倾向[1]。
而对于富人，丰富的资源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方式，因此，亲社会倾向更弱，采取欺骗、攻击等行为的可能性更大[1]。
//1.拥有得越少，给予得越多
Piff等人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体更加慷慨，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和助人行为[2]。
在独裁者游戏中分配金钱时，社会阶层更低的人选择牺牲更多自己的利益，以增加陌生人搭档的收益。同样，相较于高阶层者，低阶层者愿意将比例更大的工资捐赠给慈善机构。
//2.得到的越多，犯规的越多
2012年，Piff等人的7项实证研究表明，上层社会的人比下层社会的人行为更不道德[3]。
在对道路交通的实地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上层社会的车主更有可能发生违规行为，如插队穿过十字路口，或拦截行人。
在紧接着的实验室研究中，与阶层更低的人相比，上层社会的人展现了更大的参与非法牟利的可能性，拿走了更多属于孩子们的糖果，更有可能向求职者提供虚假信息，更多地通过虚假报告来增加获奖机会，在工作中也更可能支持不道德的行为。
观点2：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相比于穷人，高阶层个体在团体中融入程度更高，更积极参与志愿活动，表现出更大的亲社会性[4]。
与富人相比，穷人拥有的教育资源更少，经济条件贫瘠。资源的缺失可能使得穷人更多关注自身需要，以自我利益为优先，从而削弱了其将善意付诸行动的意愿。
悲惨世界中主教原谅了偷窃银具的冉 · 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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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善良，是一件太难坚持的事。
Andreoni等人在2021年的一项现场实验尝试验证了这种推理[5]——
研究者以房屋租金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标，随机选取租金高和低的两组家庭，向他们投递错误信件。这些半透明的信封都包含一张相同的明信片，背面有手写的信息：“亲爱的Joost，这是给你的5欧元（或20欧元）”，以及一张银行转账卡，这种转账卡相当于一条“多少钱应当从某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的指令，拾得信封者无法通过私自保留这张卡而获利。
结果发现，信件从高租金家庭被退回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从低租金家庭退回的可能性。
这似乎表明相比起穷人，富人更容易表现出善意。
争论万千，谁是对的？
事实上，这些逻辑通顺却相悖的观点、看似无可争辩的实验，也许都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切面。作为复杂的社会议题，“金钱”与“善意”的关联，是笼罩着迷雾的多面体，而非简单明了的判断题。
我们所看到的分歧，根植于这些研究相似却不同的路径之中。
//操作定义
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会对核心的研究对象进行「操作化定义」。
“操作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另类的“做翻译”。平常的翻译，是在尽可能保留原有语义的情况下，将一种语言的表述换成另一种语言。而对定义的“操作化”，就是将一个边界模糊、无法衡量的“名词”，翻译成“某种行为频率”、“面对某种问题的选择方式”等这类清晰、可量化的指标。
“操作化”是一项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步骤，操作定义的准确与否，决定着一项研究最终的结果，和结果的效力。
因此，如果想要研究是否“越有钱的人越无情”，那我们应该先定义——
什么是“无情”？什么算“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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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善意”的标尺
要搞清楚“钱”与“善”的命题，首先得知道“善”是什么，也就是如何去操作化定义“善”。
当我们夸赞一个人善良，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做了社会道德认为应该做的事（指定性道德），如扶老奶奶过马路，给孕妇让座等；同时，避开了社会道德认为不该做的事（禁止性道德），包括闯红灯、偷窃、诈骗等[6]。
换而言之，道德是一种范畴，在道德框架之内生活的人们，则被评价为善良。
然而，这个框架之内的行为，是无法等价代换的——遵守交规和捐赠工资，两者在各自的实验中都象征着道德的一面，但放在天平的两端时，却很难辨明孰轻孰重，也无法让人说出相等的判别。
因此，不同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无法直接比较。
况且，即使是同样的善举，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意义也不尽相同。
贫穷者手中的金钱，和富有者花费的时间，何者更有价值？为亲人的奋不顾身，和为陌生人的举手之劳，何者更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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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么才算有钱？
理解“善”的无从量化很简单，但比较难理解的是，判断一个人的阶层也是一个难事。
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要评判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直接看他的银行存款不就行了吗？
然而，心理学研究关注的往往并非客观的现实，而是一个人主观的感受。
无论是直接细数资产的价值，还是在其中加入教育水平、生活水准等社会因素，都无法衡量一个人内心的判断。
偏远村落中的农民，也许因为“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而认定自己富足而快乐；月薪过万的中产者，也可能因为向上攀爬的焦虑，而认为自己无能且贫穷。
因此，对财富的主观心理感受才应当是测量的主体。一般而言，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会采取自评的方式，被试在一个代表社会地位的阶梯上标明自己所属的位置。
然而，受制于实验开展的情境，很多研究并未采取主观测量的方式，而是使用了财富的客观指标（如房屋的租售价值[5]、车辆的品牌[3]）进行分类，或者使用诱导的方式人为控制参与者在实验中的主观感受。
但主观与客观、长期感受与短时诱发之间，始终存在着区隔。这可能也是众多研究结论相悖的原因之一。
悖论中的相通
虽然面对“有钱人和穷人，谁更有道德”这样的问题，我们至今无法给出一个公认准确的答案。但在那些理不清的头绪之间，总有某种共性。
//回报预期
回溯社会经济地位与道德的研究，我们发现：回报预期调节着亲社会行为的贫富差异，且这种现象在众多研究中共通。
有研究者指出，面临资源匮乏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穷人需要依靠他人来帮助自己达成生活目标。因此，对于回报的预期就成为影响穷人是否做出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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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虽然帮助他人并不能让自己直接受益，在某些时候甚至会损伤自己的一部分短时利益，但是低阶层者在进行决策时，仍然是为了实现自己未来的生活目标，或为将来的困难未雨绸缪，寻找盟友。
过往的研究中，在面对素未谋面、也不可能再度相见的陌生人时，穷人和富人的亲社会倾向差异并不明显，甚至是富人更乐于对陌生人施以援手[5]。对回报预期的直接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种推测[7]。
不过，人们对“好人有好报”的信念，也会消磨这种亲社会倾向的情境性。
人们相信，即使帮助一个人无法得到直接的回报，“善行”也会转化为“功德”，在未来用另一种方式降临。相信因果而做出的善行，虽然在目的上也带有“功利”的色彩，在表现上却不再因为情境转变而轻易改变。
结尾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句人尽皆知的话语，反映了金钱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它所带来的影响绝不止于物质的享受，还有安全、教育、健康等多种方面，它塑造着我们的身体，也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一个人很难挣脱原生阶级烙下的印迹。
但很幸运的是，阶级限制不了灵魂，金钱与道德也并不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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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多年以后，研究者们探明的钱与善的关联到底是正是负，个体间的不同永远大于群体间的差异。
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受到任何现实的制约，无论能做出的善举形式如何，每个人都可以，也应当善良。
同样，怀抱善意的人们，也不该因阶级带来的刻板印象而被烙上道德败坏的印迹。
科学研究的结果，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毕竟，只有找到贫富各自的暗面，我们才知道如何突破那些深入骨髓的印迹，突破阶层的限制，做一个更纯粹、更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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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君
无论研究中的结果如何，那都是对群体大概情况的描述。就像坏人不会把坏字写在脸上，具体到个人，也很难说善良的人会有什么特征。我们无法从外貌、学历、经济收入等条件去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而最有效的判断方式也很简单：
做好事的，就是好人。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
[1] 解晓娜 & 李小平.(2018).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04),563-569.
[2] 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
[3] Piff, P. K., Stancato, D. M., Côté, S., Mendoza-Denton, R., & Keltner, D. (2012).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11), 4086-4091.
[4] Penner, L. A., Dovidio, J. F., Piliavin, J. A., & Schroeder, D. A. (2005). Prosocial behavior: Multilevel perspectives. Annu. Rev. Psychol., 56, 365-392.
[5] Andreoni, J., Nikiforakis, N., & Stoop, J. (2021).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does not predict decreased prosocial behavior in a field experiment.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1), 1-8.
[6] 郭迪 & 李彩娜.(2020).道德自我知觉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166-176. doi:10.15983/j.cnki.sxss.2020.0932.
[7] 芦学璋,郭永玉 & 李静.(2014).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05),1212-1219.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4.05.036.
作者 | Periscope
编辑 | 伍圩
美编 | 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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