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的一天凌晨，杂乱的预警声和四处晃荡的探照灯光束把偏远的黑龙江小镇北安搅得不得安宁，走出门的百姓们惊讶地看到这样一幕：已经接近败亡的日军，平日里都是守着营门惶惶度日，如今却集体出现在大街上，他们好像发疯了一般在寻找着什么，每一栋房屋、每一个角落都不肯放过。
直到第二天，当通缉令贴满大街的时候，一些消息灵通的人才得知事情的原委，也就是在昨天夜里，于天放从日军的眼皮子底下逃出了北安大狱。
消息一经传开，东三省的百姓无不欢呼雀跃，争相传颂，庆贺他们的英雄归来。“伪满洲国”的报纸悲观地发声：“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一大半”。日军更是百万悬赏，组织空前规模的“拉大网式搜寻”，但是一无所获。
于天放是谁？为什么他的逃脱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他又是用了怎样的手段，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日军戒备森严的北安大狱全身而退？
一、状元、特工、将军
如果不是一场抗日战争，于天放的一生可能将是另一种成功。他出身名门，家族在黑龙江呼兰县是显赫的大户，因为殷实的家境和良好的教育，于天放少年成才，20岁不到便以省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
天赋出众，聪颖好学，又有着东北人天生的慷慨和爽朗，在老师口中，于天放是最前途无量的弟子，而在同学眼中，他又是值得信赖的益友。虽然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动荡的时局成为了大多数人无法跨越的一条发展鸿沟，但于天放的选择却不是唯一的，无论是安心求学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是干脆一走了之，远赴海外留学，他的家庭财富和个人能力都足以支持。
但面对未来，于天放却不甘心只为自己去活。他来自东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他就没了家乡。在清华读书期间，又见证了日军犯下的种种恶行，他也组织过同学们发声游行，撰写文章，但这又有什么用？再声泪泣下的文字，也赶不走贪婪的侵略者。
于是1932年的春天，于天放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直到半年后，老师同学们才在日军张贴的通缉令上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而此时的于天放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东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特派员。
原来为了实现“打回老家去”的夙愿，于天放扔下了一切功名和前途，和张甲洲、张文藻、张清林、郑炳文、夏尚志等5名东北籍大学生潜回了黑龙江的巴彦县，在这里组建了一支200余人抗日游击队，对外番号为红军第36军，军长由于天放多年挚友同时是清华的同学张甲洲出任，而政委则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赵尚志。
在红36军，对数字和材料特别敏感的于天放成为了首任情报处长。对于这支人员并不太多，装备也很简陋的抗日队伍来说，要生存就必须精准掌握敌人的动向，与友邻队伍传递信息，秘密运输枪支弹药，这些都需要在于天放的掌握之中。
从清华的状元郎到情报处的头号特工，几乎就是一夜时间的转变。
好在于天放是货真价实的天才，他对情报的收集能力和分析能力远非常人可比。在他和张甲洲的指挥下。36军出没山林，打伏击，破据点，在日军之中发展内线，策划伪军起义，行动隐秘迅速，四处转战来去自如，半年时间就发展到4500余人，打得日军叫苦不迭。
和志同道合的战友在一起，在家乡的土地上抗击外寇，这是于天放一生之中最为畅快的一段日子，只是这样的辉煌又过于短暂。
随着“七七事变”揭开全面抗战，日军侵略行动更加猖獗，同时还集中大量兵力开始实行所谓的“铁壁合围”和“篦梳山林”战术，对东北抗联根据地进行多次大扫荡。
缺乏补给，敌众我寡，从每月一场大仗到无日不战，抗联能够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队伍也越打越散，张甲洲在转移途中遭遇伪军伏击，腹部中弹牺牲在富锦；张文藻在家乡汤原作战时牺牲；赵尚志被叛徒出卖，伤重被俘后拒绝医治，壮烈殉国；
曾经的同学和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每天都是突围和转移，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很多人都动摇了，抗联也下令全军暂时撤入苏联境内进行休整，等力量成熟后再以小分队的形式回国作战。
但接到命令后，已经成为东北抗联第3路军6支队政委的于天放毅然拒绝了，他曾在回忆录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东北是我的家乡故土，我爱祖国、我爱东北、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兴安岭，不管敌人怎样凶恶残暴，抗日斗争的怒火是不能被压下去的，我决心埋尸故土，也不离开东北一步！”
活下来很容易，走出去也很容易，但抗联都走了，东北的父老乡亲怎么办？老百姓们能够在日军的控制下坚持抗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东北的子弟兵从未离开，日复一日地在敌后抗战，他们有主心骨，有盼头。
必须要有人留下来，给老百姓一个希望。于天放把队伍转移在山上，指挥部设在村里，发动群众充当抗联的眼睛和耳朵，随时获取准确情报进行机动战斗和转移。这支孤军奋战于敌后，甚至一度和友军失去全部联系的小部队，因为于天放的坚持，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奇迹。
在东北的土地上，他们就是等待着燎原的星星之火。
但是就在1944年12月19日，在东北沦陷后的第13年，因为汉奸的出卖，于天放在绥棱县不幸被日军抓捕。
二、“天才”的越狱
面对眼前抗联的传奇人物，日军大为兴奋，他们知道于天放的地位和影响力，只要撬开他的嘴，或者说动他投降，那么对于抗联甚至整个抗战局势的打击都是空前的。
1945年1月9日，日军动用专车，将于天放转移至北安特高课的2号牢房，这里守卫非常严密，3米高的围墙，3道铁门，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只有一道坚固的铁窗可以透过一点阳光，从看守到伙夫都是清一色的日军内部人员，没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
按照以往的例子，进了特高课接受审问的人，要么一开始就吓得全盘招供，要么坚守气节一言不发，可于天放绝对是个异类，他时而大吼大叫，时而疯言疯语，搞得经验丰富的日军审讯人员无从下手，几近崩溃，大骂到：
“这简直就是个疯子，情绪很不稳定。”
意识到于天放是个硬骨头的日军也不再手软，把特高课内所有刑罚都用在他身上。果然，大刑之下，于天放终于老实了下来，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和日军合作，提供抗联的详细情报，把作战路线全部在地图上标记出来。
于天放的松口让日军大喜过望，赶忙把人请下来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并拿出地图让他标，越详细越好。
然而看似简单的工作，于天放进行得却十分迟缓，甚至每天就软软在靠在墙上，走路也是摇摇晃晃、有气无力，一副病秧子的模样，说话的时候咳嗽不断、气短无力，这副模样着实把日军吓得不轻，生怕人哪天于天放突然倒下，那大把的情报来源就彻底断了。
为了搞清楚状况，日军做了一系列科学的分析，认为这是刚刚受刑后产生的后遗症，不能太强迫，否则身体出了毛病就救不回了。没办法，只能一拖再拖，日军着急却又不敢催，只能苦等于天放身体康复的那天，只是他们哪里晓得，这一切都是圈套。
从被捕的那一刻开始，于天放就不打算坐以待毙，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逃出去。他知道此时正值冬天，外面大雪封山，粮食短缺，没有树木掩护逃出去也会被抓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春夏之后，植被茂盛，庄稼接近成熟时想办法直接遁入山林。
为了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于天放一面进行准备工作，一面假装身体不适和日军周旋。但他面临的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日军当时为了保密，将他用专车转移到这里，眼睛蒙得死死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个城市，这要是没有目的地慌乱跑出去迷了路，后果也不堪设想。
身处狱中，没有人通风报信，一扇铁窗更看不到任何外界的参照物，怎么办？关键时刻，于天放再次展现了自己天才的一面。
他通过能够隐约听到的火车鸣笛声，判断自己所处的地方和火车站不远。又通过每天日出日落阳光照射进来的时间和角度推算出监狱所处的纬度，凭借自己的记忆回想这条纬度上的几座城市，再运用有火车站这一点进行排除，演算出了北安这个点。
十几年来，于天放率领抗联走遍了东三省的大山密林，哪里有山、哪里有河、哪里有密林，哪里是绝路，哪里有能够提供补给的屯子，日伪军队驻扎在哪里，兵力部署情况，他记得一清二楚，完全就是一张活地图。
知道地方，有了大致的路线，于天放设法联络了狱中另一个被捕的抗联战友赵忠良。两人经过计划，反复观察看守的岗位和巡逻路线，设计了一条逃出去的路线。
准备就绪后，于天放却突然又“发疯”了，开始大骂日军看守，拒绝再和日军合作。恼怒之下，日军将他关进审讯室再次用刑，等于天放老实了，又把他提了出来。日军哪里知道，就在这一来一回间，于天放瞅准了审讯室中一个坏掉的壁炉，将上面一块铁偷了出来，这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步。
就这样，7月11日半夜，于天放叫来值夜班的日军看守石丸，要求上厕所，赵忠良也趁机喊着上厕所。石丸见怪不怪，为图方便直接带着两个人进了厕所，不想被于天放从背后掏出藏着的铁器击中后脑，当即倒下。
时值深夜，守卫本就松懈，于天放和赵忠良又摸透了路线，从石丸身上拿到钥匙后轻松打开几道铁门，再利用灵巧的身手成功逃脱。
在此之前，于天放还特意在狱中留下了一首“告别诗”：
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
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
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
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面对日军气急败坏地大肆搜捕，于天放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一路走山路，过村庄，想去讷河、嫩江去寻找队伍。不幸的是，和于天放分头逃出的赵忠良再次因为汉奸出卖被捕，最终英勇牺牲。
8月16日，在讷河县的老莱村，于天放得知了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这一刻，想到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暗无天日的囚牢生涯，那些牺牲黎明之前的战友，于天放难以抑制心中的大喜大悲，或哭或笑。他曾经用装疯的手段应对日军的审问，如今又用这番模样迎接最终的胜利。
多年之后，毛主席见到了这位曾经率领抗联横扫松嫩平原，并参与创作抗联军歌《露营之歌》的大英雄，他用那诙谐幽默的湖南乡音说道：
“天放，敌人抓不到；今天，我却见到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1967年5月3日，59岁的于天放在故乡离世，一代名将悄然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