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79年3月1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召开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交部长黄华与广西、云南前线指挥部通电话后，向中外媒体宣布：
“参加这次边境作战的我军部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我军历时30天的出境作战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参战的50余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
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异国它乡；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还有更多的失踪未归者，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的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沦为战俘。
1、骄纵的“新兵”
3月5日，越北重镇谅山失守，守卫首都河内的门户已被推开。中国若继续挥师南进，红河三角洲将无险可守。但解放军却奉命就此止步，中国政府随即宣称达到了惩罚目的，从即日起逐步撤军。
此时被越方捉到的中国战俘尚不到40人，其中多数还是伤病员。相反的，中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就在这时，中方的千军万马中响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即兴曲”：
第50军战前从重庆开赴前线，最强的149师（原二野18军52师)开战后由13军指挥从云南攻入越境；148师在谅山、禄平方向作战，两个师均战果显著；150师则按兵不动，担任战役预备队。
3月5日我国宣布战争达到惩罚越南目的以后，150师官兵目睹出境作战的部队准备陆续回撤，沿边各地政府开始组织欢迎部队活动，人民群众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英雄归来。
这情景让没出境的部队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师一再向广西前线指挥部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中锻炼。
东线集团“前指”觉得战事既已接近尾声，料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150师出境，参加收尾清剿和掩护友军撤退。
客观地说，上级的这一决定无可厚非，让没怎么打过实战的部队锻炼一下，哪怕是打扫战场，也有助于部队学习积累实战经验。
但150师确实是仓促上阵，苦练多年的老兵大多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其他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才2个月，仍是满脸的稚气，训练不足。
大部分连排级军官是刚刚提拔的，有的刚刚调入，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发时还穿着塑料凉鞋（应该是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防滑解放鞋）。尽管如此，全师官兵上下情绪亢奋，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一心要出国走一趟、放几枪，免得被人讥为观战部队。这样，在浮躁轻敌中给这支部队带来了灾难。
在3月5日中国宣布撤军的同一天，第50军150师在数名副军职领导组成工作组的带领下，由广西龙州县水口关进入越南，第二天下午抵达省高平市。此时，防守高平地区的越军346师已被围歼或打散，残敌也已大部被清剿，在高平方圆几十公里越军已无力组织排以上的兵力与我战斗。
150师部队从高平继续沿扣屯、纳隆往西南方向运动，参加清剿残敌战斗。至3月10日，在整整一周的时间离，448团在高平西南的班英（地名)附近与越军残敌几经交手，已经连续拿下了好几个由越军固守的山头，较好完成了清剿任务。
该团的位置已经是处于东线前线南、北集团方向的最前沿。按照上级命令，该师部队于当晚全部停止向西南进攻部署，11日将沿营地附近的一条小路向东北经高平撤回国内，行进中还将负责清剿沿线附近的残敌。
2、晕头转向的回撤
3月10日起，448团开始收拢部队，部署了回撤的任务。
具体部署是：
由团特务连侦察排带工兵排一个班为团尖兵，按照2营（团前指）、1营、团基指、3营的序列后撤。
3月11日近中午，448团因为骄傲轻敌，也因为缺乏经验，警戒分队及各部尖兵均未能提前发现越军，而是径直走过了越军的潜伏阵地，在越南高平市往西南40余公里的班英那嗄附近，遭到越军332师一部的伏击。
在云雾萦绕的群山中顿时枪炮齐鸣，越军伏击部队先放过了团特务连作为前哨的侦察班，对随后的团前指及直属的几个连队进行突然打击。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的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遭受到越军重火力的伏击，当即就有许多年轻战士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献出了生命，部队损失惨重。
越军凭借着熟悉地形，富有山地丛林作战经验，指挥官判断准确，行动坚决果新，少量的兵力就将团前指及2营打垮。越军的这一战法即是源自《孙子兵法》，叫“避其锋锐，击其堕归”。
这时，未受攻击的前锋部队眼见团前指遭受攻击，却不知道从侧翼攻击越军或强行与前指合兵一处，而是坐等命令，以致贻误战机。其实越军怕的就是这两手，所以一招见效后也不恋战，迅速转移。
在战斗暂停的空隙里，448团仍是一头雾水，判断不清才攻击自己的敌人大致有多少兵力、火力配备情况、作战意图以及下步可能的行动，跟上级汇报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448团因为得知150师另两个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安下心来，越军却在准确判断情况后抢占了448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同时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兵力。之后，150师便命令448团收缩阵形、边打边撤。
这一决定看似无懈可击，但在山地丛林战中，撤退的关键是要抢占要点、确保路线畅通，然后各分部交替掩护回撤，否则部队即使几百、上千人集中在一起，也只能是被四周的敌人不断杀伤、消耗而已。
448团组织占领附近圆形高地等有利地形，重新收拢部队准备连夜向东北方向撤退。为了使部队在回撤途中不迷失方向，团指还派出两名作训参谋拿着地图带路。这时全团第一梯队的人员由2营和1营的非战斗人员（连队文书、司号员、通讯员等)及伤员队伍组成。胡副团长仍是前指指挥长。
12日清晨，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一处狭窄的大峡谷里，行进的方向却诡异地向着南方——与448团回国的方向南辕北辙。就在天快亮的时候，胡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同时命令尖兵侦察班2、3班和工兵2个班去占领一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
这个决定，团首长的本意是：
大部队平安前进了一整夜，证明夜里的行军是比较安全的，在白天部队就干脆休息待命，等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
但是，要让这样一支大型队伍在白天隐于山林谈何容易，且离回国的路越来越远，所以部队的行踪很快就被越军发现，直到新的战斗打响。
3、难以置信的“投降”
12日下午3点左右，一阵猛烈的枪、炮声充满了云雾弥漫的峡谷。在峡谷休息的448团前指、2营等部队1000余人遭受来自四面八方越军的袭击，双方大部队进行你死我活的直接搏杀，暴风雨般的枪炮声持续了约2个小时才逐渐稀落下来。
但448团前指及2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部队陷入重围。胡副团长已经中弹阵亡，团副政委不知去向。
就在这时候，越军对被围的部队大喊：
“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
12日晚，448团已无法与前指及2营进行联络。危急关头，448团向150师请求全团收拢后回援2营再边打边撤，师领导同意其请求。
但50军驻该师工作组不同意全团回援，让各营连分散突围。448团全团回援不被批准，却还是派出1连、8连走小路增援2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也无法脱身。因山地环境的影响，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失败的惶恐逐渐在官兵心头弥漫。
这样的危急关头，448团被围部队却没有哪名军官站出来勇挑全盘指挥的重任，也没有哪个连排敢当开路先锋，这些部队在最终与团指挥所失去联络前，448团前指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
于是，该团前指、2营、1营1连、3营8连等分队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但在莽莽群山、云遮雾掩、强敌环伺之中，这一决定无异把部队置于任人宰割的地步。
448团8连遇袭后，命令其3排占领一个山头，命令其余两个排钻山洞，结果在夜里互相寻找不到，失去联系。占领山头的3排，在副连长王立新及排长的带领下，与敌浴血战斗，43人除2名重伤员，全部牺牲，王立新与敌同归于尽，后来被追记一等功。
而余下的两个排，等天亮后，已经陷入越军重重包围。原打算固守待援，但等了3天后知道没有希望了，只有或死或降两条路，抵抗下去的呼声逐渐无法占上风。
最后8连召开支委会，决定集体放下武器投降，由连队干部出面与越军接洽投降事宜后，负责人冯增敏、李和平带领连队集体投降。
东线部队为了让448团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原定3月15日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24个小时，至16日全线部队从越南撤军完毕。
4、信念坚定的孤勇者
448团被围部队失散以后，各连官兵表现不一，有的坐以待毙，失去了突围的有利时机，成为越南人民军的“辉煌战果”——当了战俘；有的誓死抵抗，与敌人血战到底，直至壮烈牺牲，死在异国他乡；有的坚定返回祖国的信念，积极突围，边战斗边后撤，忍饥挨饿，日间隐蔽，夜顺北斗，历尽艰辛，摸回边界，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后来好几天里，有几批自行突围的官兵回到祖国，最多的有40-50人，最少的就1个人。少数被判失踪的干部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的一两个月里，甚至近半年，仍陆续有零散的官兵越过边境。
这些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只要有一口气，一定要爬回祖国，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饿了，吃树皮草根；渴了，喝口山泉水。白天，在山林石洞里隐蔽，避开敌人和越南群众的视线；晚上，判断方位，一步一步向边界接近。
一些人在边界见到自己的军队，便昏厥过去，一个个饿得骨瘦如柴，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
448团1营机枪连给养员肖家喜，为掩护6位战友，独自一人留在大山丛林，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拖着溃烂的双腿，用双手拼命地向着祖国所在的方向爬。经过9天8夜的生死爬行，终于回到了祖国。战后，部队党委给这位英雄战士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钢铁战士”的荣誉称号。
经战后统计，448团遭袭后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支。其中202人先后被俘，包括团参谋长、2营教导员以及十多名连排干部。
战后资料表明，攻击448团的越军部队兵力开始是851团一个加强步兵营，后来逐步增加到团级规模（没有重炮和装甲力量）。
这本来是一场遭遇战，越军发现我军后冷静观察，首先选准448团前指突然袭击，之后因兵力不足而撤出，改以不间断的小规模战斗保持接触。在此过程中又判断出我方战斗力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因而迅速调集部队，在448团回撤时打了一个歼灭战。在我方占绝对优势的战场环境下，这一仗确实是越军一次“堪称辉煌”的胜利。
5、对越反击战中的“奇耻大辱”
就在448团被伏击的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与政治委员向仲华，正在南宁市郊青山的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权当大战扫尾阶段的稍微放松。
据当年的电影放映员曾宪文、陈健中回忆，就在银幕上刀剑铿锵、鏖战正酣之际，一名机要参谋送来了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
许世友顿时大惊失色，满脸怒容地起身离席。政委向仲华挥挥手，吩咐电影组赶紧收拾机器走人。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高层当时对448团两个营两百多人被俘一事秘而不宣。
关于150师的问题，战后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亲临该军总结教训。之后，当时50军加强150师指挥的工作组成员，一名副军长被撤职，一名副政委被党内警告，另一名副军长被撤职降级。
战后，有军中老将叹曰：
“朝鲜出了个180，越南又有个150”。
当年朝鲜战场上，60军180师在第5次战役中被击溃，被俘1万余人，占志愿军战俘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在越南战场，在我方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基本完成既定作战计划的形势下，150师448团却突然溃败，被俘200余人，占全军被俘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还多，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50军番号被撤销，150师也不复存在，448团也成为解放军历史上的一大耻辱。
6、交换战俘
历次战争，交战双方必有死伤。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有的官兵负伤昏迷，有时连“杀身成仁”的条件都不具备。
在中国革命史上，交战双方基本没有交换战俘的记载。的确，我军的广大指战员，长期经受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爱国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有“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献身”的精神支柱，有“宁可战死，不当战俘”的决心。
认为当了战俘，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人生一辈子的耻辱，家庭也会受到牵连，宁可战死沙场，千古留芳，也决不苟且偷生。
然而，战场上的客观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朝鲜战争结束多年后，自从《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志愿军战俘营的纪实报告文学之后，国人才大吃一惊，才知道中国军队有战俘的存在。
我军被俘238名官兵中，除448团8连（202名)的战俘外，多数是受伤被俘的。中越战争期间，越南分别在柑糖、高平、谅山设立了A号、B号、C号共3个战俘看守所，专门关押我被俘人员。
由于越南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十分贫困，食品药品短缺。每日只供应两餐，约六两粮食，战俘的生活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些战俘回国后检查身体时，发现50%患有程度不同的营养不良症。
从1979年2月开始，我军在广西、云南分别成立了战俘收容所和俘管所。昆明军区在云南盘溪、羊街组建了两个师级俘虏收容所，共接受越俘771人；在广西军区建立第1、2、3、4、5俘管所，后来又组建了第6所，接受了湖南省军区、广东省军区的第7、8俘管所。
俘管所的主官是主任、政委，下设宣傅科、材料科、供管科、卫生所和3个俘虏队，编制官兵119人。共接受越军战俘995人，其中女俘117人，男俘878人。其中尉级以上军官15人。1979年3月自卫还击战结束，我军共俘敌1766人。
1979年6月底，我国将越军战俘全部释放完毕，俘管所全部解散。
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先后4次派代表团探视了广西方向4个越军战俘营和1个有越俘伤兵的医院。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认真履行《日内瓦公约》给予了高度评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参观了越俘的宿舍、学习室、娱乐室、录像放映室、缝纫室、食堂、卫生间、洗澡堂、医务室、篮球场、足球场等，组织越俘开了座谈会，并进行了个别交谈。询问了越俘的生活、健康情况，并让越俘逐个填写了《俘虏登记卡》和写家信。代表团的医生对越俘进行了抽样体检。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对参观访问均感到满意，对中国认真执行《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和我军给予越俘的宽待印象深刻；对中国政府和军队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尊重和合作表示感谢；对俘管所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单独接触俘虏开展工作感到高兴。
友谊关，过去曾叫镇南关，解放后，为维护中越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情谊，改为现在的友谊关，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亲笔题写的“友谊关”三个苍劲雄健的大字高悬雄伟的关楼，成为了中越友谊的象征。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中国政府规定，在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前，中越边境只开放友谊关一个关口，所有中越间的外事活动都要在这里进行。因当时双方仍于处敌对状态，边界冲突仍然不断，外事活动当时主要是交换战俘。
1979年5月19日，我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单方面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遣返一批越军被俘人员。5月21日，双方首次交换被俘人员，大批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站在越方一侧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我方请来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媒体，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
从1979年5月21日至6月22日，中越双方在友谊关进行了5次战俘交换，中方向越方移交被俘武装人员1636名，越方移交给中方被俘官兵238名（448团占202名)。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