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徐汇区，有这样一座始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烈士陵园，因为临近古老的寺庙龙华寺，所以人们为它取名“龙华烈士陵园”。
它不只是纪念瞻仰革命烈士的陵园，也是一座集旅游、文化和园林名胜为一体的新颖陵园，素有“上海雨花台”的美名。
走入烈士陵园大门，迎面所见即是一条笔直平坦的石板路，两旁栽种郁郁森森的松柏树，浓到近乎黑色的深绿为这座陵园带来一股肃穆庄严的气息。
沿着路，继续往前走，慢慢便能看见伫立在石板道尽头的纪念碑，它乃陵园中心，左右各自耸立不同主题的大型雕塑。
绕过纪念碑，顺着台阶上行，不一会儿，就能看到一座庄重建筑物，它便是龙华烈士纪念馆。
一排排展柜，一张张古旧照片，一件件陈旧物品，都和烈士相关，都在默默讲述那个充满危险、又充满希望的革命年代。
而在所有烈士遗物中，有一样陈列物稍显特别，它是一条羊毛编织。四色组成的披巾，色彩未因时间流逝而消退，仍旧崭新得仿佛不是90余年前的旧物。
细看之下，又能在披巾的某处发现一个清楚的商标图案，显示这条披巾为上海一个名叫“祥泰”的织造厂生产，工厂的LOGO特别喜庆，是一头寓意“吉祥如意”的大象，和厂名十分符合。
那么，为何要说这条披巾稍显特别呢？
原因有二：
其一，这条90年前非常流行的时尚披巾是它的主人唯一留在纪念馆的遗物；
其二，披巾的主人名叫张锡瑗，牺牲时年仅23岁，她的丈夫便是中国人人皆知的邓小平同志。
01、相知相许的艰难岁月：他和她相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曾携手相伴闯过许多险境
1920年，因张镜海迁居保定，年幼的张锡瑗和妹妹张锡瑞一起转入保定省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读书期间，张锡瑗和张锡瑞接触到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学潮运动，逐渐成为当中骨干分子。
5年后，经王若飞夫人介绍，张锡瑗和张锡瑞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员。同年，张锡瑗辞别父母，回到北京，结识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
那时的北京，正处于政治环境较为轻松的阶段，国共首次合作达成共识，中共成员的工作空间比较宽广。张锡瑗在中央指示下，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四处奔走，为革命事业付出属于她的力量。
她的出色表现很快被上级注意到，同年，张锡瑗如愿转为中共党员。
之后，张锡瑗听从中共领导安排，与张锡瑞一起远赴苏联深造。她们从广州出发，横跨9000余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历时两周才顺利抵达莫斯科。
张锡瑗非常珍惜此次学习机会，不仅深入了解马克思列宁思想，而且主动思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并在读书期间，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其中之一即是年轻的邓小平。
那个时候，张锡瑗的俄文名叫“多加多娃”，学号为23，长相漂亮，性格开朗温和，一下子便吸引了邓小平，再加上两人拥有一样的革命信念、一样的奋斗目标，是以两颗年轻相似的心，在一次次接触后，越来越贴近。不过，他们并未发展成恋人，而是始终保持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
不久，邓小平为革命，提前折返华夏，与张锡瑗分离。
1927年，邓小平调任武汉中共中央，出任秘书一职，主要负责中央文件、机要纪录等。期间，为适应工作需求，他更名“邓小平”。
随后，国共合作破裂，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出席“八七会议”，重遇张锡瑗。
刚刚完成学业，借道蒙古回国的张锡瑗在保定领导参加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她大胆无畏，拒绝敌人收买，积极组织工人纠察队，营救被捕工人。
最终率领工人们战胜敌人，拿回拖欠的薪资，赶走“坏领导”，赢得铁路工人的感激与信任，被他们亲切称作工人运动“女领袖”。
罢工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后，中共调任张锡瑗至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让她得以与邓小平再次相遇，并成为邓小平手下一员，有了和邓小平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机会。
同年，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张锡瑗亦跟着邓小平来到上海，两颗本就拥有相同革命信念的心，因为长时间相处，越贴越近。1928年，春节才过没几天，邓小平同张锡瑗正式结为夫妻，那年，邓小平不足24岁，张锡瑗也未到22岁。
02、未说出口的那句永别：她未曾给他留下一个子嗣，也未能如约陪伴他到老
战火纷飞的年代，浪漫总是动人心弦的故事。周总理、邓颖超等人得知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喜讯，特地在上海某饭店为他们举办一场简单又热闹的婚宴。
据曾吃过二人喜酒的老人回忆，张锡瑗的个子不高，可长相非常漂亮。她的交往甚广，有不少同志对她心生爱慕，然而张锡瑗选择了邓小平。
之后，那位老人借住在一个名叫王少兴的人家中，邓小平与张锡瑗亦认识王少兴，闲暇时，夫妇两人常常去王少兴那里做客，由此令这位老人对他们夫妻的印象十分深刻。
曾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的朱瑞绶也因工作原因见过几次张锡瑗。在朱瑞绶的回忆中，张锡瑗确实特别好看，性子开朗活泼，待人友善，与她十分谈得来。
那时，张锡瑗和朱瑞绶一样，都从事地下工作，日常扮演富家小姐，张锡瑗喜欢穿旗袍，脚踩高跟鞋，再配上她的短发，给人感觉特别精神利索。
婚后大半年的时间，张锡瑗和邓小平同周总理、邓颖超夫妇居住在同一座楼。周总理和邓颖超住楼上，张锡瑗和邓小平在楼下。两对夫妻与霍步青夫妇同属一个工作小组，都是年轻又坚强的革命战士，携手经历很多危险。
晚年的邓小平回想当年，说：“我们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没有一起照过相，也没去过电影院，生活非常艰苦。”
在此期间，也曾遇到过令邓小平半生难忘的危机。
有一次，某同志叛变，出卖了罗亦农，邓小平不晓得此事，正巧来寻罗亦农。二人刚谈完，他从后门离开，巡捕便从前门冲进来，抓走了罗亦农。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但凡邓小平慢上半步，他大概率也会出事。
又有一回，正巧邓小平外出，未在家中。
巡捕队接到风声，前来搜查，张锡瑗和周总理夫妇提前得知消息，紧急转走，唯独剩下毫不知情的邓小平照例“回家”，却在大门口差点儿迎面撞上巡查队，若非隐藏在巡查队的特科内线及时“示警”，恐怕邓小平就要遭殃。
1929年，张锡瑗怀孕前期，邓小平收到中央指示，要到广西工作。他放心不下张锡瑗，张锡瑗安慰他：“你怕什么，有小超姐她们照顾我呢，你安心去工作，别挂念我。”
邓小平这一离开，即是小半年。1930年元月，实在牵挂张锡瑗的邓小平借工作之便，回到上海探望张锡瑗。张锡瑗正住在医院，准备生产。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张锡瑗难产了。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她又患上产褥热，生命陷入垂危。邓小平日夜陪护在张锡瑗的身边，企图挽留妻子离开的脚步。但过于落后的医疗条件还是没能挽救回张锡瑗年轻的生命。
24岁的她，就这样在丈夫的不舍中，永远辞别她所眷恋的人间。
而张锡瑗和邓小平的女儿，则寄养在张锡瑗三妹家，在张锡瑗去世几天后，亦不幸夭折。悲恸的邓小平来不及处理妻子的丧事，便不得不再次匆匆踏上革命征程。
03、半生难忘的那段往昔：年华老去，往事如烟而飘散在岁月长河中，但她的容颜依旧如故
1930年早春，邓小平借道香港，折返广西途中，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特地找到香港中共特科人员李强，当面拜托李强替自己回上海处理张锡瑗的后事。
据李强后来回忆所提，张锡瑗的葬礼非常简单，只有邓颖超母女、张锡瑗的妹妹张锡珍三人参加。
因为张锡瑗和邓小平当时均属中共地下工作者，为防止敌人找到张锡瑗的遗骨，进行破坏，所以李强没有直接在墓碑上刻下“张锡瑗”本名，而是左思右想之后，决定使用“张周氏”的假名作为张锡瑗留在世间的最后一点痕迹。
除此外，立碑人也并非“邓小平”或邓小平当时正在使用的化名“邓斌”，由此一来，张锡瑗之墓，便只有负责葬礼的李强和邓颖超3人知晓处于哪里，就连邓小平本人亦不是十分清楚。
1931年，短暂回到上海的邓小平曾带着弟弟到江湾公墓拜祭张锡瑗。
之后十余年间，由于日本人大肆破坏上海各处，企图在江湾一带建造机场，致使原本的江湾公墓惨遭水淹，面目全非，张锡瑗的墓地一度消失，难以找寻。
所幸，李强始终记得张锡瑗墓地的大体位置。1949年，解放军解放上海后，随同大军进入上海的邓小平在工作之余，又想起早逝的张锡瑗，牵挂不已，遂打算再去拜祭张锡瑗。
但严重毁坏的江湾公墓叫他无法轻易找到张锡瑗遗骨，无奈之下，邓小平只能求助李强。
在李强的极力帮助下，邓小平终于在水中见到张锡瑗遗骨。他和夫人卓琳一起重新收敛张锡瑗的遗骨，并把张锡瑗棺木与早年牺牲、意外寻到的烈士苏兆征遗骨一起暂时停放在上海居所瑞金花园的楼下。
而此时，张锡瑗遗骨在官方的登记仍是假名“张周氏”。
上个世纪60年代中，上海相关部门接到通知，悄悄把张锡瑗棺木和苏兆征棺木一同移出瑞金花园，送到龙华公园附近某处保存；1969年，上海烈士陵园建成，彼时“张周氏”是谁，早已无人清楚知晓。
负责为烈士迁葬的陵园工作人员见张锡瑗棺木与苏兆征棺木存放在一起，便以为“张周氏”亦是哪位不知名的烈士，把张锡瑗棺木和苏兆征棺木共同迁入烈士陵园安葬。
张锡瑗的墓碑仍以“张周氏”冠名，人们对她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
1978年年底，有不愿意放弃找寻烈士真实信息的史料工作者费尽千辛万苦，方才找到“张周氏”即是“张锡瑗”的确切证明。
他联合上海民政局，向邓小平、邓颖超、李强及张锡瑗亲属发起征集，成功得到张锡瑗的资料与一张遗照。
那张照片上的张锡瑗年轻如故，有着一头利落短发，看上去十分漂亮。那是她在苏联时和20多位女同学拍摄的合照，也是她留在人间仅剩的影像纪念。
张锡瑗的亲属把那张照片赠予烈士陵园，请陵园工作者复刻到张锡瑗墓碑上，并把“张周氏”改作“张锡瑗”，令张锡瑗终于在人间“正名”。
1983年，有人编撰《上海烈士小传》，亦收录了张锡瑗的事迹和那张照片，但并没有点明张锡瑗即是邓小平革命伴侣的信息。
1990年，来到上海过年的邓小平忽然向工作人员问起张锡瑗遗骨的下落，再三询问张锡瑗遗骨是否还在，是否已经处理？
如果没有处理，他会把张锡瑗遗骨带回北京，安葬至八宝山。上海相关部门人员急忙翻阅资料，向邓小平汇报：“张锡瑗遗骨已安葬于龙华烈士陵园，立了碑，也加上照片。”
他们担心邓小平仍不放心，故于当天下午走了一趟烈士陵园，拍摄照片和录像，晚上趁邓小平休息，播放给他看。
正巧陪在邓小平身侧的邓楠眼见现场气氛变得压抑，害怕年迈的父亲过于悲伤而影响身体，遂主动指着张锡瑗的照片问父亲：“她真的这么漂亮吗？”
邓小平笑了，眯着眼睛回答邓楠：“不，她比照片更漂亮，是少有的好看。”
又几天，在邓小平的要求下，邓榕第一次去陵园拜祭张锡瑗，跪在张锡瑗的墓前，向她献上一捧鲜花。
1993年，邓榕所写《我的父亲邓小平》面世，她在书中首次对外袒露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往事，并把张锡瑗亲切称作“张锡瑗妈妈”。
2014年，有观众在看凤凰卫视播放邓小平专题片时，眼尖发现某个闪过张锡瑗墓碑的镜头中，竟显示张锡瑗的墓碑名错写作“张钖瑗”，故特地发表相关文章，指正这条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鍚”、“锡”之错。
幸而，现在的张锡瑗墓碑名早已改正。而今，这位逝世于风华正茂年纪的漂亮姑娘，就如同万千中国烈士一样，安静沉睡在烈士陵园某处，和她相邻的是郑振生烈士与杨殷烈士；她没有因为和邓小平的伴侣关系，而受到一丁点特殊对待。
往事如烟，那些遗憾和悲伤，早化作历史长河中的水滴，消散于岁月，唯有故人容颜，依然漂亮如故。
参考资料：
《红舞台下的邓小平》
《张氏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
《张锡瑗身后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