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每逢王朝更替之时，就有数不胜数称帝之人、称帝之事。这是独尊皇权的自然结果。不过，在辛亥革命结束两千年帝制、建立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后，中国的称帝事件仍层出不穷。1915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1917年溥仪的“丁巳复辟”，以及1934年溥仪的伪满洲国称帝事件是人人皆知的。殊不知，民国时期称帝者绝不独此二人，称帝事件也不独此三件。
一、少年皇帝雷葆福
雷葆福，原是江西余干县的10岁少年，与其母亲、哥哥托庇宗祠，以乞讨为生。
1913年冬，他遇到了当地土匪，一生命运从此发生转折。土匪头目赵武文见雷葆福“生有异相”，以为奇货可居，于是捏造谣言，传说雷葆福是真命天子降世。
当地民众或被蛊惑，或想从中取利，于是纷纷归附，并在1914年5月拥戴雷葆福称帝。
土匪假借伪皇帝名号，势力迅速扩张，达到1000余人。他们不仅骚扰乐平、余江、余干和上饶等县，竟然还接连攻入安仁县城和万年县城，焚毁县署，劫狱释囚，声势震动江西。官府调动军队及地方警察剿捕，虽然捕杀不少人，但是土匪依旧在当地横行，官府也始终不知道伪皇帝藏匿于何处，更不用说逮捕了。
1915年3月，乐平县驻军获得情报，得知伪皇帝的母亲雷李氏和哥哥雷百福藏身乐平和万年县交界的山中。两人白天依旧行乞，夜间则住在山上窑洞之中。于是，驻军顺利抓获了二人，并交乐平县枪毙。
此时，土匪继续在饶州、广信等地大肆横行，并传说伪皇帝受天保护，军警来抓捕前即已经知晓。土匪随后再次来到乐平县田里村开堂散票（加入土匪的一种手续，一般是发给布票一张），诱骗乡民参与。省政府获得密报后，要求乐平地方政府会同陆军前往缉拿。不过，伪皇帝早就闻风而逃，只有寥寥几人被抓。
政府之所以抓捕失败，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地势偏僻，久为盗匪渊薮”。土匪熟悉邻近数县地理环境，而且耳目众多，但凡出现风吹草动，就能够迅速得知。除此之外，土匪利用乡民的愚昧思想，自称有茅山法术，不仅能咒死人，而且刀枪不入，知道发生的任何事情。例如，如果有人要加害他们，他们将用神力劫财杀人，并派遣六丁六甲神，追杀加害者全家老小。于是，乡民不敢多事，土匪在此处横行无忌。
1915年，政府捕获与伪皇帝相处甚久的一“国师”，拷问之下才大约知道伪皇帝踪迹。
侦探于是重金买到一张布票，伪装为湖北悍匪杨某，前往乐平、婺源一带寻找伪皇帝。最终，侦探踏遍崇山峻岭，寻遍密林幽谷，在距离景镇150里的山中找到了伪皇帝的居所。
该地四周没有村落，处于十几座山岭环绕之中。伪皇帝居住在一间茅草屋中，屋中布置很简单，只有木床、椅子和桌子等摆设。伪皇帝周围护驾之人，有国舅、左右丞相以及将军元帅等十余人。
侦探在与伪皇帝接洽后，借故回到景镇，后率军潜回，击毙伪国舅等人，押解伪皇帝而回。在送往南昌途中，众人见伪皇帝年龄尚小，为避免麻烦，仍旧像对待真皇帝一样恭敬地伺候着。“小皇帝”不禁问道：“为何到省城？难道是光复省城了？”众人搪塞过去。伪皇帝不禁感叹：“诸位如此尽心保孤，真是难得。”由此可知，少年皇帝对自己命运的懵然不知。其余匪众如柴金标、柴飞熊等人均被就地枪毙。江西雷葆福称帝的事件也就此告终。
二、“大清通治皇帝”察都和尚
1917年，察都和尚若巴在懋功称帝，行登极礼，自称是清朝的新皇帝，并加徽号“通治中外都皇帝大天僧”。
懋功，即四川懋功县，清代时叫金川。该地僻处边疆，属于“川西极边”，汉藏杂处，以藏民居多。历史上乾隆皇帝发动的金川之战，即发生于此。此地虽然逐渐归化，但是土匪不断，尤其是民国成立后，土匪势力更加猖獗。
在此背景下，察都和尚成为土匪领袖，纠集数千土匪在1917年4月18日攻击懋功县城，并在抚边屯、春沟屯、绥靖屯等地烧杀抢掠，击溃当地知事、屯官、土司、头人等所率的抵抗力量，杀死男女老幼上千人。
登基后，“通治皇帝”察都和尚开始拉拢打箭炉（即康定，原民国西康省省会）治下丹巴县二十一部土司，一度获得5000余藏人的支持，又分兵攻袭绥靖屯、崇化屯、丹巴县，击败千总雍鼎昌部，进占丹巴县。他们的武器以刀、剑、矛、刺为主，缺少枪支弹药，仅有三四十支新式来复枪和有限的子弹。虽然如此，察都和尚的部下毕竟人多势众，加上凶悍不怕死，一般县城的守军也不敢抵抗。
随着察都和尚的坐大，引起了四川省政府的注意。
代理四川省省长戴勘随即任命独立团团长张达三为懋军司令，前去征剿。
张达三率军过郫县入山，并与王光培配合，经历数10次战斗，直到11月方才生擒察都和尚，并剿灭其余部。
北京政府陆军部收到消息后下达指示，将察都和尚等人宣布罪状后，斩首示众。
戕害百姓，罪大恶极的察都和尚就此死去，他的皇帝美梦也就此破灭。
三、“黄天”国皇帝马士伟
马士伟（又传为“马秀一”），字冠英，山东长山人，一贯奇言异服，性情怪诞，且醉心帝制。他大约在1914年间开始在丁王庄创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又名“皈一道”“一心堂”）。
马士伟十分聪明，广泛接触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讨好地方政府。1924年，他向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捐款1万余元。中国红十字会因此赠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马士伟因此获得了“马善人”的称号，并以慈善之名诱导乡民。
另外，每逢山东政局有变，他就用巨额金钱贿赂当局要人。传闻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山东省省长时，马士伟就曾以捐助陆军医院的名义，送给张宗昌64根金条，10多万大洋。
济南“五三惨案”后，马士伟又派人向济南的维持会及警察局接洽，表示愿意每月捐助3万元。正因如此，该会势力获得极大发展，邻近的桓台、淄川、博山、邹平、临淄等县的入会之人极多，其总财产多达千万元以上，甚至有一亿元之说。
该会向外扩张也十分迅速，短短十几年间，天津、上海、山西、辽宁、河北、河南，甚至陕西、甘肃等地（山东各地区自然不必说了）都有会员加入。该会除了直接发展会员外，甚至还吞并了其他民间组织。例如山东的红枪会也接受了马士伟指挥。该会会员平时都要着圆领服装，裹黄腿，留发蓄须，动辄数千人不分男女聚集一室，共同喃喃念咒。
马士伟势力的迅速发展，也刺激了他的称帝野心。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济南、青岛以及胶济铁路沿线20里以内，都被日本强行占据，南京政府势力不能顾及。于是乎，山东半壁逐渐成为帝制余孽、残留军阀啸聚的“魔窟”。马士伟趁此时机称帝。
首先，他编造谣言，制造舆论，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民国将灭，帝制复兴”，数万会员自然盲从附合。然后，他在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即1929年2月2日）在周村附近即皇帝位，建元“天运”，国号“黄天”，举行祭天祭孔仪式，制作多面黄天龙旗，改周村为“中京”。
马士伟自称是“玉皇第二，太子下凡”，属下则称他为“佛座”“父王”或“皇帝”，未入会的外人则称他为“马善人”或“马教主”。
他广收信徒10余万人，男女各半，其中以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为最多。此外，他又改变历书，规定一个月有48天，一年有18个月，共36个节气。
马士伟称帝后，舆论哗然，并引起了山东省政府的注意。先是孙殿英部进剿，烧毁了马士伟在周村的宫殿。等孙殿英撤退后，马士伟再次卷土重来。1929年8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敕令第四十六师范熙绩部的丁翰东旅带队剿办，并电令长山县县长赵桂成会同剿办。1929年8月7日，丁翰东旅进抵丁王庄，并与1万余名伪皇帝党羽激战6小时，俘获男女老幼600多人，缴获枪支、缨枪和刀等武器2000余支。
马士伟失败潜逃。战斗还在进行之时，马士伟竟故伎重施，派遣李锡恩、李振升父子前来游说，希望以金钱犒劳军队，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
李锡恩曾将女儿卖于马士伟为妾，实际上就是马士伟之妾父，李振升即是马士伟的妾兄。县长赵桂成看破其中隐情，于是将二人羁押，继续进攻。在进兵剿办的同时，省政府也查封了马士伟在济南捐助的道济医院，捕获杨子林等11人。
剿灭马士伟部后，长山县政府专门召开善后会议，除将李锡恩、李振升等重要头目斩首外，释放了所有老幼男犯及无知女犯。终于盘踞山东长山20多年的马士伟势力，被扫除干净。
上文大略叙述了民国时期来龙去脉较为清楚的三个称帝事件。揆诸史实，还有不少称帝事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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