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福建一个和尚向政府揭秘，死了7年的方丈，是前省委书记
1988年，一位和尚步履蹒跚走进福建省人民政府，对工作人员说：“我年事已高，不想把秘密带到彼岸，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前省委书记一直在我们寺庙里……”
闻听此言，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都惊呆，因为早在几十年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说此人被“击毙”。
他们立即向上级反映，对此的调查也随之展开。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段尘封的往事，浮现在众人眼前。
这位前省委书记，名叫钟循仁，江西兴国人，1905年出生于高兴乡高湖村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教书先生。受到家庭的熏陶，钟循仁也自幼苦读，博古通今，从小就胸怀报国之志。
众所周知，江西是革命发源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都发生在那里。而兴国更是革命中心地之一，从这里走出了50多位开国将军。
兴国当时一共有8万人参加革命，在这个大背景下，有知识、有理想的钟循仁走在前列，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有文化、有能力，革命意志坚强的他，干出了很多成绩，在1932年担任了兴国县委书记。
上任不久，钟循仁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当时正赶上红军扩军（史称“扩红”），整个苏区从9月份开始，开展“扩红竞赛”。他废寝忘食，东奔西走，夜以继日动员百姓参军。
一个月内，他瘦了十几斤，喉咙也说不出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4个月内，兴国县有五千多人参加红军，名列江西全省第一。这一来，钟循仁声名大噪，就连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由于成绩斐然，钟循仁的职务也不断得到提升，到了红军1934年10月长征前，钟循仁已经是中共赣南省（于都、赣县、杨殷及粤赣等4县）省委书记兼赣南省军区政委。
赣南省所辖的于都县是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的主要集结地，8万红军驻扎在这里，吃喝穿衣和睡觉成了一件大事。但是在钟循仁的领导下，一切都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虎视眈眈，这支庞大队伍必须尽快渡过于都河，到达突围地点，不然就会有灭顶之灾。而于都河水流湍急，渡河困难；再说，短时间哪来那么多的渡船？
因为有了钟循仁，一切都不是问题，赣南省军区雷厉风行，在半天之内就调集了数万民工和地方部队战士到达第一线，建桥的建桥，造船的造船，干得热火朝天。结果，只用了五天时间，于都河上奇迹般地架起了5座“大桥”，造出数百艘船。
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得以按照计划，顺利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红军主力离开了，前进之路充满艰险，要面临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围追堵截。留下来的同志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势孤力薄，要面临国军的疯狂报复，不少人心情沉重，也有人产生悲观情绪。
在此背景下，如何能振奋人心，让同志们建立起必胜信心，难度很大。钟循仁做到了，他用言语，也用行动告诉大家，困难不可怕，敌人不可怕，黑暗是暂时的。
11月中旬，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钟循仁果断决定主动撤出于都。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背地里说钟循仁是胆小鬼，可是不久后，他们便对钟书记竖起大拇指。
他们撤出第二天，几万国民党兵就进驻于都，如果没有撤出，后果不堪设想。
撤出于都之后，钟循仁又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让留下来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分散行动，到各地进行游击战。
如此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为何后来到了寺庙？
原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留下了的红军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此情况下，赣南省委与省苏维埃政府决定留在苏区的红军分开行动，避免全军覆没。
在这个背景下，项英、陈毅、贺昌3人留在中央分局，钟循仁于1935年1月前往福建工作，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钟循仁的到来，遭到了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的抵制，他认为自己功劳大，应该担任省委书记，因此心怀不满。这种情绪在他的心里发酵，最后走上投敌之路。
1935年5月，敌第九师、五十二师，以及五十六师一部、第七十五师一部，步步紧逼，将省委包围在永泰县附近的紫山，兵力是我军的十几倍，形势万分危急。
这时候，宋清泉的手下、指导员杨良首先动摇，这个地主子弟吃不了这样的苦，产生了投敌的念头。刚好，他的小舅子就在仙游县民军司令部当副官。他便以买食品为名，跟小舅子接触，表达投降意向。
回去之后，他悄悄把宋清泉拉到一边，说道：“司令员，这仗打不下了，你有何打算？”
“还能怎样，死战到底呗。”
“就没有想过‘弃暗投明’？”
“投降？哈哈……我杀了那么多国民党兵，他们会接受？”
“司令员，我敢保证会接受。”
“你？那么大能耐？”
“司令员，不瞒你说……”杨良一看对方有意，就交出了底牌。
“那好，我们就下山去，让钟循仁在山上等着吃枪子儿吧，哈哈……”宋清泉狂笑道。
俗话说“隔墙有耳”，他们的谈话被警卫员小张听得一清二楚。小张听到之后，心情矛盾，揭发还是沉默？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宋清泉平时对自己不错，揭发的话心里觉得对不起人家；可是投敌是大事，有损革命事业，不揭发对不起党。
最终，小张还是选择了向钟循仁报告。钟循仁听后心急如焚，但他还不忍心马上将宋清泉控制，还心存一些幻想，和保卫局局长陈常青一起找到宋清泉，对他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
宋清泉开始的时候矢口否认，后来见铁证如山，便痛哭流涕表示是一时糊涂，要坚持斗争。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是把队伍拉了出去。
这一来，山上只剩下省委工作团的二三十名同志。敌人得知内情，随即向山上发动进攻，最终这几十名同志大多牺牲，只有钟循仁和杨道明等七人突出重围。
杨道明也是兴国人，当时担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前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受到过伟人赞誉。
冲出包围圈之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当时他们电台也没了，跟项英和陈毅失去联系，而敌人在到处大肆搜捕，该何去何从？
其他同志还好，可以化装成农民悄悄出去，他们不行。因为二人是“大人物”，已经上了敌人的通缉令，到处张贴着印有他们照片的悬赏布告，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认出。
最终，二人决定到九座寺暂时躲避，等风声过去了再寻找组织。从此，九座寺多了两名和尚，一个叫黄家法（钟循仁化名），一个叫谢长生（杨道明化名）。
为了安全起见，不久后，他们到了距离永泰县百里之遥的闇亭寺剃度当了和尚，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的法号是馨扬。
1935年春，陶铸听归队的同志说，钟循仁、杨道明没有牺牲，曾派几名同志到闇亭寺一带寻找钟循仁。
恰巧，杨道明当时患了肺病外出就医，寺中和尚也不知道二人的真实姓名，便回道：“我们这里没有钟姓和杨姓的人……”
杨道明回来时，已经是半月之后，只能捶胸顿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二人曾想过给毛主席写信，写好之后，左思右想，却没有寄出去。
钟循仁说：“当年我们革命失败，已经对不起党，如今革命成功了，咱给毛主席写信……我们怎么好意思？让当年的战友如何看待？”
最终，他们将写好的信揉成纸团，扔到了垃圾堆。
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因病医治无效，在闇亭寺去世，临终前他交代杨道明：“不要将我的事说出去，包括我的家人。”
“你放心吧，我会信守承诺的。”杨道明眼含泪水答应道。
可是后来，杨道明还是食言了。1988年，杨道明已经82岁，随时有可能离开人世。如果再不说向组织说明的话，那二人的经历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不为人知。
就这样，杨道明带着钟循仁的两张照片、一封家信，还有一本书和诗词，来到福州，交给了福建省委组织部。
至此，一个重大历史疑团从此解开。
1999年5月14日下午2点30分，杨道明在福建永泰下傺寺病故，终年90岁。
按照二人的资历，如果留在革命队伍中，建国后即使不是开国将帅，也是“封疆大吏”；可惜，阴差阳错，造化弄人。
二人虽然在特殊情况下出家，但没有做危害组织的事，而且解放后二人一直拥护政府，做了很多善事，杨道明还担任了佛教协会负责人和省政协委员。他们曾经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过很大贡献，不该被遗忘。
来源：《钟循仁：从省委书记到落发为僧》《党史博览》2012年第7期 作者：叶介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