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文化史随笔集《灯火阑珊处》第3篇
杨玉环：红颜—祸水—红颜
美是你最大的财富
美使你吃腻了荔枝听惯了颂诗
美帮你控制君王的出勤朝廷的建制
一场内乱缘起于你的美
诺大中国让你的美无处搁置
一条洁白的绫巾
是你最后一次出浴后的装饰
这是我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杨贵妃为题材写的一首小诗。高度繁荣的大唐帝国秀丽的山水滋润出中国古代最美的女人——杨玉环。她天生丽质，雍容华贵；她承足了帝王恩宠，也享尽了荣华富贵；但安史之乱改变了帝国命运，杨玉环也因为“红颜祸水”而香消玉殒。
我的这首小诗是许许多多以杨贵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的小雨点。在杨贵妃生前死后，许多文人以她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作品，赞美的也有，批判的也有，更有的是通过对杨玉环的追忆引发对人生的思考，前者以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为代表，后者以杜甫《丽人行》和杜牧《过华清宫三绝句》为代表，第三类则以白居易《长恨歌》、白扑《梧桐雨》和洪昇《长生殿》为代表。
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有一日，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观牡丹花，命李白写新乐章，李白写了三首清平调词。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诗歌语语浓艳，字字溢香，把杨贵妃与花浑融为一体。第一首赞美了杨贵妃霓裳羽衣簇拥着的带露牡丹花般的丰满、晶莹和温馨的脸庞。以云、衣裳、花、面容等意象的相互交错给人以花团锦簇之感，以“露华浓”点染花容使杨贵妃更加艳冶，同时也以风露暗喻君王的恩泽使杨贵妃的面容更见精神。第二首赞美杨贵妃不着脂粉都超过新妆赵飞燕的天然绝色。“一枝红艳露凝香”，既有色又有香，不仅具有天然的美，而且含着露，光鲜得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又通过贬低赵飞燕表现“环肥燕瘦”的异曲同工的美。第三首赞美花在阑外人倚阑干的杨贵妃的优雅风流。“春风”代指君王，杨贵妃在牡丹花旁倚栏而立，如一幅牡丹美人的工笔画，让本来有“无限恨”的玄宗看得笑了。
李白性格狂放不羁，据传说他曾让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磨墨，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就向杨贵妃进谗言，说李白以赵飞燕之瘦讥笑杨贵妃之肥，以赵飞燕之私通赤凤讥刺杨贵妃之宫闱不检。李白的诗中如果真有这种意思，是不可能瞒过也算博学多才的唐玄宗，杨贵妃本人也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何况，李白没有两个脑袋，背后讽刺讽刺也就罢了，他岂敢当着李杨的面骂他们？当然，杨贵妃并不认可高力士的话，据说，她特别喜欢这三首诗，时常吟哦。
在物质丰富、制度开明、天下太平的开元盛世，歌颂唐玄宗，赞美杨贵妃和李杨爱情的文学作品一定数不胜数，但是，流传下来的却远远没有当时和后来的批判李杨爱情与对李杨爱情作其他思考的作品多，究其原因，应该是文人对历史历尽铅华过后的凝神观照，李白的这三首清平调词记录并创造了李杨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幕。
在对杨贵妃荒淫误主的揭露和批判方面，杜甫可能是做得最好的。《旧唐书#8226;杨贵妃传》载：“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庞大的场面昭示了杨贵妃兄妹炙热的权势。公元752年11月，杨国忠升为右相，第二年春，杜甫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丽人行》。他在《丽人行》中用最恶心最厌恶的语言辱骂、讽刺和批判杨贵妃最后的奢侈，表现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
《丽人行》没有直接写杨贵妃，而是通过场面、情节描写来展示杨贵妃骄纵荒淫的生活，曲折的反映唐玄宗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预示了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的诱因和最终国势由盛转衰的必然性。在诗人的笔下，杨贵妃不是迷人的美女，而是祸水红颜，是集美、富贵、妖淫于一身的罗刹。
请看“美女相”：诗人先写众丽人之美，“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均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慵懒迷离，肤如凝脂，骨肉均匀，服饰光鲜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诗人笔锋一转，把对众丽人的描绘转向突出丽人中最美的女人，即杨贵妃的姊妹们。众丽人的美衬托了杨贵妃的姊妹们的美，杨贵妃的姊妹们尚且如此，杨贵妃的美貌就可想而知了。两次衬托，使杨贵妃成为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绝色美人。
请看“富贵相”：“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多么精致的器皿，多么珍美的菜肴；“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这么好的美食，丽人们竟厌腻了而久久不动筷，她们如此，那杨贵妃怎么样就不言而喻了。
再看“妖淫相”：“杨花雪落露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北魏胡太后曾杨白花私通，杨跑去降了梁，胡太后思念杨白花，作《杨白花歌》，有“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之句。杜老夫子以这个典故暗示杨氏兄妹通奸乱淫，这不禁使人想起杨玉环曾侍唐明皇父子二人的史实和与安禄山有染的传闻。至此，令人作呕的罗刹妖女的形象已非常鲜明。诗人描写杨氏的美和富贵时，好像不露声色，但当笔触转到描写杨氏的妖淫时，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深藏全诗的对杨氏的厌恶之情和讽刺之意。
一代倾城倾国的美女缘何令杜老夫子深恶痛绝呢？这是与杜甫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杜甫生于官僚世家，自称“奉儒守官，不坠素业”。35岁时来到长安，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引荐，并多次向唐玄宗献赋，指望天子欣赏他的文才，但种种努力都是枉然，到他创作《丽人行》时，已是公元753年，他已滞留长安八年，早已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心力憔悴，他对封建贵族集团由向往转为怨恨和厌恶，他彻底看清了他们堕落腐化的面目。
753年，虽然距安史之乱尚有两年，但社会表面的繁荣下已潜伏了种种危机：一是中央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百姓困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开始激化；二是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沉湎于声色之乐，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趁机当政，政治变得昏暗；三是安禄山仗着天子宠信，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最高统治集团生活于歌舞升平之中，看不到这些危机，但生活于下层的诗人杜甫通过自己的不幸看到了国家衰败的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决定唐帝国命运的一场大动乱即将爆发，杜甫以《丽人行》对弈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的荒淫误国和杨贵妃及其家人的穷奢极欲“语语刺讥”“声声慨叹”（青浦起龙《读杜心解》），向最高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杜甫的《丽人行》描绘了杨贵妃最后的辉煌。
杜牧的三首《过华清宫》是诗人面对晚唐统治集团置危险国运于不顾而醉生梦死荒淫享乐的现实借古讽今所写的作品，也是著名的批评李杨荒淫误国的名作，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下面这一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寄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苏轼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常作岭南人。”荔枝喜湿热地区，岭南（两广一带）是我国古代的荔枝产地。荔枝果肉新鲜时呈半透明凝脂状，味甘美，放置时间一长就变质变味，因此北方人吃荔枝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到岭南去“作岭南人”。杨贵妃身居长安，其尊贵之躯不可能长途颠簸到岭南去吃荔枝，于是唐玄宗就派特使快马加鞭到岭南去采荔枝。杜牧《过华清宫》就以这一事件为题材。
诗人以特写镜头向我们展示了两个瞬间：一是宫外的一名特使骑着驿马奔驰而来，身后扬起一团红尘；一是宫内的杨妃听到佣人报告特使将到的消息时嫣然而笑了。好一个“妃子笑”，我们不由得想起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而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亡国的典故。《过华清宫》 因选材角度的巧妙新颖而使其批判的深刻性不亚于杜甫的《丽人行》，“一骑红尘”和“妃子笑”构成鲜明对比，遂未直言杨贵妃的恃宠而骄和唐玄宗的荒淫好色，但更深刻地揭露了李杨为满足私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误国行为，鲜美的荔枝是杨贵妃最美的但是也是最后的晚餐。
但是，杜牧是闲着没事拿一两百年前的一件旧事来批一批吗？是简单的复述历史？不!杜牧是在借古讽今。
杜牧时期，唐帝国已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时期的社会有三大毒瘤：一是宦官专权。皇帝成为宦官的傀儡，公元820年杜牧十八岁时，宪宗被宦官陈弘志杀害，六年后，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可见朝纲之乱。二是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之间的斗争不仅极其激烈，而且历经六朝达40年之久，到杜牧四十六岁时才告终结。三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新老藩镇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到杜牧时期，各藩镇籍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天子之志，杜牧生活于一个接近春秋战国式的时代。皇宫宦官专权，一乱朝政，二占良田美宅；朝廷牛李党争，使统治阶级内部陷于混乱和分裂；地方藩镇割据，国中生国，战祸连绵。这三大毒瘤使唐后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国家到了这种地步，皇帝和上层官僚在干什么呢？公元824年，唐敬宗继位。敬宗之前的几个皇帝如宪宗、穆宗均荒淫无度，敬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每月至多只上一次朝，他长年要做的事就是到鱼藻宫观竞渡，到天台山采药，在宣和殿“陈百戏”，并大兴土木在东都洛阳修缮宫殿城阙，跟三千佳丽淫逸享乐，并仿周幽王、秦始皇、唐玄宗三个败国之君带妃子游骊山温泉。面对晚唐几个昏君这顿最美的和最后的晚餐，杜牧忧虑国家前途。他一面怀念盛唐时的国富民强，一面思索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这首《过华清宫》以“回望”批判李杨荒淫误国，总结历史教训，讽刺当局的荒淫奢侈，告诫统治着：如不悬崖勒马，革除弊政，大唐亡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在叛军攻陷长安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陛下！红颜祸水啊！”将士们在马隗坡齐声向玄宗高喊。我们并不能把安史之乱主要归罪于杨贵妃，美人纵然是一杯苦酒，苦味却是喝下去的人尝到的。但不管怎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刚刚沐浴完毕，肤色照亮了玄宗军帐的杨贵妃得到她一生最后的饰品——一条洁白绫巾，帐外战马的嘶鸣声把杨玉环这件象唐三彩一样鲜艳和精致的艺术品埋进历史成为今天的文物。
以上，我谈了李白、杜甫和杜牧对杨贵妃的赞美和批判。他们的思辨性当然很强，但是，他们对李杨爱情的思考还处于政治层面。下面，我再谈三位作家：白居易、白朴和洪昇，杨贵妃在他们的思想中升华到普遍的人生的层面。
公元806年，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五十年前的李杨旧事，相与感叹，三人约定各以李杨故事为题材写一首诗或做一篇文。王质夫的作品已失传，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则留传至今。
白居易诗中的杨玉环是一位堪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人。她姿容绝世，让“六宫粉黛无颜色”；她风情万种，“回眸一笑百媚生”；她楚楚可怜，“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她娇媚迷人，“云鬓花颜金步摇”，“缓歌慢舞凝丝竹”；而“梨花一枝春带雨”更是以传神的比喻写出了她伤心落泪时让人怜爱的动人仪容。杨玉环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多情的，她含泪凝视唐明皇，无言中诉说别后的相思，发出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心声，这一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誓言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痴情男女。
当然，诗人在赞美杨妃美丽多情，肯定李杨爱情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妃使“君王从此不早朝”从而“占了情场，驰了朝纲”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事实，言语之间存在着批判色彩，但批判的力度是很微弱的，诗人把安史之乱、把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把杨贵妃得以以色事君都迁怒于那帮臣子，诗人不厌其烦地用优美的语言叙述一个婉转凄美的故事，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刻骨铭心的爱恋和没完没了的相思与遗恨，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也随着李杨二人的爱情波澜而跌宕起伏。
安史之乱刚刚过去五十年，人们的记忆还没有褪尽，为什么白居易不像杜甫那样痛骂杨妃红颜误国也不像比他还晚的杜牧扶今思古呢？这大概与白居易生活的元和年间天下相对稳定繁荣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白居易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诗人用自己的爱情体会和爱情理想强化了李杨故事的爱情色彩淡化了李杨故事的政治色彩。
白居易十岁时随母亲牵至父亲在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州北）的任关所在地，与小他四岁的邻女湘灵成为青梅竹马的玩伴。几年后两人开始进入恋爱状态，白居易在十九岁时有一首题为《邻女》的诗赞美湘灵美丽的外貌和动听的嗓音，委婉的表达自己对她的喜爱之情：
娉婷十五胜人仙，白日姮娥旱地莲。
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
二十七岁那年，白居易穿着湘灵送他的一双鞋子，离开符离前往江南叔父处求取功名，一路上写了三首留恋湘灵不忍分别的诗，“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做深山木，枝枝连理生”，可见，经过十七年的相处，两人的感情已经极深，已到了考虑结婚的程度。但两人均已是大龄尚未结婚，别说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应该属于“二等残废”了。也许是白家盼儿子潜心读书造成“正果”而禁止儿子“早婚”；也许是湘灵父母对女儿另有打算，——但以后他们的经历表明不是这样，应该是白家看不起湘灵的出身。在门阀制度还很严格的唐朝中前期这是很正常的，尤其是老人更是不能接受政府对门阀制度的打击（虽然他们年轻时也许也曾反对过门阀制度）。
两年后，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授官校书郎，为了搬取老母，他先后两次回符离，并再三恳求母亲允许他娶湘灵为妻，母亲坚决不同意，甚至连他们见一面都不允许。婚姻无望了，但白居易和湘灵的爱情却并没有结束，他们在相思中煎熬着。到创作《长恨歌》时，已经三十五岁的白居易仍然单身。公元815年，四十五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赴任的途中，白居易在一处寓馆遇见过湘灵父女，但是，他们竟一时凝噎无语，没有留下多少话语，擦肩而过，其情状应该与300多年后陆游离婚后在沈园邂逅唐婉相似，白居易后来有一首《逢旧》记述了这次邂逅：
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
应被旁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这时，湘灵也已经四十一岁了，任然单身。此次邂逅却是永别，白居易再没有见过湘灵。两年后，白居易结了婚，婚后，他一直保存着27岁时湘灵送他的那双鞋子。
欢乐的爱情时光和痛苦的爱情追求使白居易悟出了男女追求爱情的正义性，诗人正是从自己的爱情经历出发羡慕李杨真挚的爱情并同情李杨爱情的毁灭，诗人以“长恨”二字为诗题，“恨”在文言文中意思是遗憾，足见诗人对李杨悲剧的惋惜、感叹和同情。白居易希望又绝望地写道：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400多年后，白乐天居士的家族出了个有出息的文学后代——元代杂剧作家白朴。这白朴不仅继承了白居易血液中的一些成分，还直接继承了白居易文学上的一些东西，——他沿着老祖宗的《长恨歌》继续思考，创作了杂剧《梧桐雨》。
白朴写李杨故事，已离开故事本身，开始进入哲学层次。他借李杨爱情的悲喜抒发自己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对兴亡难料的叹息，带有浓厚的宿命观和幻灭感。
在杂剧《梧桐雨》中，白朴对李杨故事的倾向性很不鲜明。一方面，他赞美杨贵妃的美丽和能歌善舞，“晕娇颜”，“呈蜂腰”，“燕体翻”，一方面，他又批判唐玄宗沉溺于杨贵妃的美貌而误了国政。当李林甫报告说安禄山起兵反唐时，唐玄宗怪罪李林甫搅了他看贵妃舞蹈的雅兴，但是贵妃死后，作者又大力渲染唐玄宗对贵妃的朝思暮想，作者是在赞美李杨的真挚爱情吗？好像不是，因为作者多次强调杨妃身侍玄宗父子并与安禄山勾搭，甚至七月初七长生殿盟誓时她还想着安禄山，作者会颂扬一个淫妇的爱情吗？
褒不像褒，贬不像贬，作者究竟想干什么？到了第四折，我们发现，作者写李杨的分分合合，是为了描摹盛衰变化，抒发自己对人生和世界无法捉摸的感叹。杨妃死后，唐明皇独对杨妃画像，缅怀两人曾经有过的纵情生活时，难以入睡，窗外，梧桐树上的潇潇秋雨，“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稍”激起他无尽的烦恼。请看最后一支曲子[黄钟煞]，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运用大量形象鲜明、新颖贴切的比喻，把唐玄宗不堪回首的哀伤和对世事难料人生盛衰的感叹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淋漓：
一会价紧呵，似玉盘中万颗珍珠落；
一会价响呵，似玳筳前几簇笙歌闹；
一会价清呵，似翠岩头一派寒泉瀑；
一会价猛呵，似绣旗下数面征鼙操。
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 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
各种各样的雨声破人美梦，惊人魂魄，勾人旧恨，添人新愁，情景交融构成一种悲沉苍凉的意境，是唐明皇兴亡盛衰的国事与人生之叹的形象写照。
白朴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翻出新意，抒兴亡之叹发盛衰之感，是受时代因素和他自己历经战乱的经历决定的。
唐末宋初，统治中原上千年的汉族终于走向衰落，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兴起，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它们与汉族之间你来我往不断发生战争，“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宋元之际，先后出现宋金对峙、宋金元对峙和宋元对峙，直到元统一中国，中国第一次被少数民族控制。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书写了汉族和有关少数民族盛衰无常的哲学，将大汉民族千年羊城的优越感击碎，幻灭的意识自此笼罩在汉族同胞的心头达上百年之久，这应该是白朴创作《梧桐雨》的大气候。
白朴的父亲白华曾在金朝任枢密院判官，与著名诗人元好问交谊很深。白朴的童年在金朝首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度过，还算幸福，七岁时，蒙古军队包围南京，父亲随金帝逃亡，母亲死于战乱，所谓“幼经丧乱，仓皇失母”。白朴随元好问逃出南京，以后便在元好问家度过少年时代，跟元好问学习写诗作文。成年后，白朴继续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常有山川满目之叹，元统一全国后，有人推荐白朴做官，他蔑视功名，坚辞不受，他已经历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和人生变化，他已无所追求，决意隐居。这应该是白朴创作《梧桐雨》的小气候，他正是把自己对人生的幻灭感熔铸进李杨故事中，将一个人人熟知的历史故事写得百转千回。
清初，戏曲创作取得很大成就，代表性的作家是并称“南洪北孔”的洪昇和孔尚任，洪昇《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堪称清代戏曲作品的“双璧”，三百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长生殿》在思考李杨故事时，沿着白朴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不过，白朴走进李杨故事只看到人生无常和生命的虚妄，他深陷幻灭的泥潭不能自拔，可以说，白朴走进李杨故事便没能走出来；洪昇则不同，他从李杨故事中成功地走了出来，他一方面热情讴歌李杨的生死不渝之恋，一方面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沉缅于情欲而给国家带来危难，更可贵的是，洪昇面对李杨爱情悲剧没有无望的叹息，他已清醒和理智的头脑试图从中探索人生哲理和社会规律。
作品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描写李杨爱情的发展过程，从声色之好到情重思深。唐明皇纳杨太真为妃，起初只是看好她的美貌和肉体，只是出于生理需要而把她作为泻欲工具，所以他们的故事就从纵情声色开始，他们整天整夜的游山玩水、听歌赏舞、做爱作欢，作者对他们的这些误国的荒淫行为作了讽刺和批判；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渐渐的李杨之间出现了超越肉体之外的爱情，从《定情》一出开始，作者让李杨二人四次相互为爱情盟誓，愿“牢扣同心结合欢”，作者的态度也开始从批判中游离出来。到了下卷，作品着重描写李杨二人的刻骨相思并对之寄以深切同情和由衷赞美，唐明皇不能见到杨妃则朝思暮想茶饭不思“识破愁滋味”，玉环因争宠而受委屈则“情深妒亦真”，李杨的爱情感染了作者，作者撇开历史，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笔墨让李杨二人登上仙籍得到一个永远团圆的结局，这个结局不同于旧文学中模式化的大团圆，它是作者的感情随着作品主人公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毫无斧凿之痕。
洪昇并没有局限于对作品情节的描写，他一方面作为“当局者”跟主人公同呼吸，另一方面又作为“局外人”站在情节之外思考李杨故事所包含的人生和社会哲理。作者在描写李杨纵情声色荒政误国的时候，字里行间至少透露出这样两条社会规律：一是古往今来，身为人君者若贪恋女色必招致祸国之灾；二是大唐帝国在极盛时期出现贪恋女色的唐明皇和美艳绝伦的杨太真，实在是盛极必衰的天理。作者在描写李杨在历尽劫难遍尝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后大彻大悟，代作者宣布“情缘总归虚幻”，作者以佛家出世思想让情缘获得超越和实现永远美满，这实在是洪昇比白朴“爽”的地方。
洪昇对李杨爱情的思考比前代更理智更丰富，这是受文学发展的现实决定的。一方面，明代理学思想对人性的压抑自明中期就受到进步思想的抵制，到了清初，批判理学反对封建礼教讴歌爱情更是成为社会思想潮流，洪昇讴歌李杨爱情正是从这一社会思潮出发，其积极意义大大超越白居易从个人经历出发对李杨爱情的赞美。另一方面，宋代即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经元明两代特别是明代的发展，到清初，市民阶层已非常壮大，市民文学也历经数百年发展而大大提高了市民的文艺欣赏水平，单纯叙述故事的小说和戏曲文学已不能满足清初市民的口味，叙事文学不断从稚嫩粗糙走向成熟深刻，《长生殿》从故事中提炼生活哲理正是遵循了叙事文学的这一发展规律。此外，清初比较发达的文学理论研究也为叙事文学的思想内容走向深刻提供了理论工具，很显然，洪昇吸取了时代文学理论营养。
综上所述，对于杨玉环，历代文人的思考经历了一个关于“红颜”与“祸水”的螺旋式的进步过程。李白看到的杨玉环是绝色美人，惊艳“红颜”；杜甫和杜牧则借描绘李杨故事联系现实，突出了“红颜祸水”的主题；白居易试图在“祸水”中求解个人爱情的困惑；白朴和洪昇却把李杨爱情升华到对普遍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哲理的思考，并由迷茫进步到清醒。今天，人们还在谈杨贵妃，不仅口头谈，而且还用舞台、电影、电视、美术等各种形式来谈，但是，人们已不把她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也不再联系自身实际，也不会动脑筋思考什么哲理，人们喜欢把她和西施、王昭君、貂蝉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谈她的美，谈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美，谈她跟其他美女相比所不同的美，杨玉环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了李白面前。
2007年11月27-29日于时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