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昌都战役,解放战争大陆的最后一仗,如何打大有讲究

在解放军解放全国的过程中,西藏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省份。

在众多边陲省份里,西藏由于历史原因,政权掌握在摄政扎达等上层统治集团手里。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不愿交出政权,抗拒祖国的和平统一。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军政领导们是个考验。进军西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

中央制定的战略构想是:以政治解决为主,只有不得已时才用兵。

围绕这个构想,中央就推动西藏的和平谈判尽了最大力量。

受命进藏的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等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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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二野官兵大部分已脱下军装投入到地方生产之中,接到命令,大家立即又穿上军装,枕戈待旦,时刻准备作战。慎重考虑后,邓小平挑出第18军作为入藏主力。他向毛主席报告:18军既会打仗又有地方工作经验,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部队,军长张国华老成持重、有胆有识。

军事准备是一方面,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

为了出色完成任务,邓小平仔细研究后制定出一个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全盘设想。

他起草了和平谈判的四条原则,上报中央后得到肯定后,邓小平又草拟进行和平谈判的十条政策,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将之报送中央。毛主席阅后甚感满意,只是提笔加了几个字就均表同意。中央很快批准,规定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和进军西藏工作的基本依据。

事实上,开明的藏族上层人士早就盼着和平解放西藏,其中以格达活佛为代表。

格达活佛是藏人领袖,也是藏区进步人士代表。红军时期他就支持革命,发动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并得朱德总司令红缎题辞“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格达活佛一向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在5月与第18军先遣支队会谈后,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决心赴拉萨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

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并致信拉萨,表示自己即将前往促进和谈。

如格达能成行,对西藏和全国来说,无疑都是一桩幸事。他的强大影响力有望促进和谈很快进行,免去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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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格达活佛力促和谈的主张引起西藏保守势力的嫉恨。噶厦惧怕他来到拉萨,密示务必将他留于昌都,不准继续西行。

即便如此,保守势力还是不放心,竟伙同特务暗下毒手向格达活佛下毒。

8月22日,力主和平的格达活佛中毒不幸身亡,原本有望和平解决的问题顿时再生波谲云诡。

从中央到西南局,毛主席、邓小平等已为解决西藏问题付出巨大政治努力,但事实证明,完全靠政治手段推动西藏和平解放并不顺利,需要以适当的军事斗争相配合。

军事打击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何把武力用得恰到好处?这是比一般的军事战役更复杂的问题。

邓小平在慎重考虑后认为,昌都既是藏东政治经济重心,联结内地的枢纽,也是进军西藏的必经通道,在政治争取的同时,要支持和配合十八军入藏,加速和平进程,有必要组织昌都战役,给执迷不悟的地方政府以教训。

8月20日,邓小平、贺龙联名致电毛主席,决心发起昌都战役。

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毛主席认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中央和毛主席迅速复电表示赞同,邓小平即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命令十八军迅速集结,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

显然,昌都战役不得不打,但如何打大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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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位于澜沧江上游两大支流交汇处,是入藏之咽喉要道。拉萨深知昌都之重要性,在此设有总管署,并不断增兵。此时昌都驻有藏军全部17个代本中的10个,总兵力约8500余人。

虽然藏军装备了不少英美武器,但战斗力却难言强大,基本还停留在军阀混战时期,单就战役本身而言,结果并无多大悬念。

但军事是政治的延伸,需要为政治服务。

西藏的顽固分子只是一小部分,人民都是渴望和平的。昌都战役的战略目的不是要消灭藏军,而是“以打促和”,促成西藏和平解放。

为此,毛主席指示,占领昌都后,暂不进军拉萨,反而将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和平解决的好意。

这就是兵法中所说的“攻心为上”,这个战略的意义将在昌都战役之后体现出来。

从早春等到仲秋,中央已仁至义尽。

根据中央指示,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一起拟定好了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

解放军大军一触即发,西藏的形势又如何呢,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阿沛出身于西藏旧贵族家庭,他学识广泛,又有英国留学经历,还曾在藏军“仲札兵营”中服役。阿沛是西藏青年才俊,不同于守旧势力,他的眼界是开阔的。阿沛早已看清,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势而为才是人心所向。

用人之际,阿沛被火线提拔为昌都新任总管,但他一直主张的是和平解决问题。格达活佛在世之时,他就拥护格达,主张谈判解决问题。阿沛是眼界开阔的人物,他对历史车轮的方向和民意把握得很清楚,来到昌都后,阿沛又向噶厦建议最好和平解决,主张藏军先从边境一带撤出。

但这些和平建议,都被只求自己利益的噶厦拒绝。

阿沛的地位很尴尬,被委任为总管,他不得不在表面打一下,因他上任不久,并没有控制藏军的绝对能力。但阿沛等官员心向和平,这必决定藏军的抵抗意志将很快瓦解。

这些也将在昌都战役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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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邓小平命令发起昌都战役。

有了以上这些原因,昌都战役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张国华麾下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18军官兵,不是8500余对战争概念尚停留在军阀混战时期的藏军可匹敌的。

要说给解放军官兵真正造成困难的,倒是藏区的地理环境。为了切断藏军西撤道路,战士们需要冒着冰雪严寒急行军,在空气稀薄的环境里进至昌都西北,抢占恩达。

这是南北两线中的北线,兵力是一个团加上南下驰援而来的青海骑兵支队,他们迂回到了昌都以西。

北线另外集中了4个团的兵力,渡江后分头向昌都攻击前进。

在南线,18军2个团的任务是速战速决,渡过金沙江后直捣察隅,堵住藏军南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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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多路合击,藏军已成瓮中之鳖。

坏消息不断传到昌都。盐井、宁静被南线2个团迅速攻克,前锋已直出邦达、八宿;藏军西撤必经之路恩达已被解放军骑兵抢占;北线,解放军已神勇渡江,正一路高歌猛进。

大军已对昌都形成钳击之势。

藏军早已无心抵抗,10月12日,第9代本在昌都以南宣布起义,进一步动摇昌都军心,也为阿沛创造了有利条件。

死守昌都毫无意义,阿沛宣布弃城,但此时退路已都被截断,藏军已毫无战意。10月20日,阿沛就此命令所部2700余人停止抵抗,宣布起义。

昌都战役就此顺利结束,解放军伤亡141人,代价轻微。

昌都丢失,藏军主力不存,拉萨已无兵可守,摄政达扎狼狈下台,西藏地方政府上层进一步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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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藏的情况比较复杂,它还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美、英、印等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试图影响联合国进行干预。

面对他国干涉中国主权的行为,毛主席毫不示弱,他在中国驻印大使与印度外交官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道: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公道自在人心,联合国大会经过讨论,搁置了所谓“采取适当步骤”的提案。

中国的强大压力迫使曾鼓动噶厦顽抗大军的国家们不敢妄动,他们纷纷声称难以为西藏政府提供实际援助,不约而同表示“看来西藏政府能够和平谈判是上册。”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指望不上,地方政府的顽固分子建议出逃以避锋芒。

在这时候,中央事先布下的棋子就显示出了作用。

率部起义的阿沛在昌都战役后更确信自己的选择,跟随他起义的官员们也认清了形势,深知唯有和平谈判才是藏地之正确道路。

为此,阿沛等40余名官员联名写信给拉萨,详细说明投诚藏军官兵受到的礼遇,并指出解放军为表示和平诚意,已主力撤回甘孜,就等着拉萨接受和平建议,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谈。

西藏地方政府不敢相信,不少人潜意识中仍有封建残余。在他们想象中“兵者凶器也”,大军到处哪有真正和平可言,但阿沛等情真意切的信件处处透露着真诚,又让他们不得不信。

为了确定阿沛等所言非虚,噶厦大员派遣两名官员来到昌都,既是试探谈判的可能,也为确认阿沛等人所言非虚。

情况当然属实,解放军的诚意与西藏时局让地方政权意识到和谈才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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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紧锣密鼓地召开着一个个会议,反复权衡利弊后,官员们终于认清形势,派出阿沛率领的五人代表团,全权代表地方入京。

这是噶厦政府作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也得到中央的热烈拥护,毛主席指示沿途热情接待。

1951年4月9日,阿沛一行到达甘孜,18军宣传部长乐于泓致欢迎词;4月12日到达康定,18军军长张国华亲自迎接;4月17日,和谈代表到达重庆,邓小平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

4月22日,代表团抵达北京。和谈双方在经过20多天的诚恳协商和共同努力后,在5月23日正式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西藏就此宣告和平解放。昌都战役也就此成为解放战争大陆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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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昌都战役,战前战后的各项举措,完美保证了战役目的的顺利达成。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昌都战役本就不是一场只看战争本身的战役。

战役的胜负在开战前就没有悬念,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绝不仅限于战争本身。

进军西藏绝非简单的军事问题,以解放军的战斗力不难攻下西藏,但若没有宽厚的民族政治,反将使矛盾激化,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决不侵扰老百姓。

军队进藏前,邓小平命张国华成立政策研究室,制定出了进藏34条守则,沿路必须尊重西藏僧俗宗教信仰,不扰民,不得与藏民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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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政治重于军事”。

然则这又带来一个问题,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千山万壑、空气稀薄,出产稀少,是较为贫瘠的省份。

千军万马发动后,不能求助于地方,补给从哪里来?纵然战士们有钢铁意志,在高原环境中若缺衣少食,不要说战斗力,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补给是头等大事,这一点战役筹划者邓小平早已看到。

入藏前,他即下令就近购买和筹措进藏所需各类物资,保证足够部队所用。

但仅凭战士们肩挑背扛显然并不够,为此需要抢修公路以作后勤补给之用。

早在1月22日,邓小平就将进藏准备工作与实施计划上报中央军委。2月3日,18军组建起“进藏先遣支队”先行准备,西南局同时派人整修川康、康青两条道路和康甘400多公里的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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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贺龙又下令:下大力解决补给的公路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

未打仗,先修路。18军投入1.8万余人抢修雅甘公路,603公里的公路到1950年8月26日奇迹般全线贯通。

修路的意义在随后体现出来,有这些道路支撑,方能为深入藏区的将士提供补给,政策也就得到了保障。

除整修道路,刘伯承、邓小平电示张国华,必须挑选精兵强将,重点是身体健康,能负重携带粮食以防万一出现粮食无法供应的情况。

根据这些指示,18军调整人员,补充军马,统一武器口径,补充物资。

一系列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完成后,张国华在18军的誓师大会上带领大家集体宣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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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深谋远虑,让解放军在入藏过程中秋毫无犯,拉萨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时并不牢靠,亲眼目睹解放军军纪之严明,藏族百姓对传说中的“新汉人”再无任何怀疑。

一次持续不过17天,看似秋风扫落叶的昌都战役,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和与之对应的大量战前准备,这往往不为人知。

事实证明,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以打促和”战略构想完美实现,决策与实施之中,隐藏着诸多历史细节,其高瞻远瞩让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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