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官写文痛骂毛主席,主席却十分欣赏:全军转载,奇文共赏

1946年9月20日,国民党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重庆、南京的《中央日报》全文转载。而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醒目的标题——傅长官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致毛泽东公开电》一文言辞犀利,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讥讽和嘲笑。当朱德总司令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生气地说:“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

毛主席

本以为这篇文章的主人翁毛主席也会生气,没想到他却笑了笑,用欣赏的语气说:“这篇文章很不错嘛!告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奇文共赏嘛!”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写这篇文章的人是谁?毛主席看后为何不生气,反而十分欣赏?这其中有何隐情呢?

秘密传递情报,防止解放军遭受更大损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蒋介石一边假意和谈,一边积极抢占地盘,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因此,在国民党主力部队中开展情报工作,掌握他们的动向是我党考虑的重点。

8月下旬,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的王玉,突然接到上级指派的任务:“到绥远傅作义部,去找一位名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不过阎又文已和我党失联近7年,他是否叛变我们也无法判断,联系时务必小心谨慎。”

阎又文1914年出生在山西省荣河县,1936年在山西大学法学院读书,后来参加了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张友渔等人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来到延安,后来被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之后到傅作义的部队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极好,再加上他和傅作义都是荣河县人,因此很快就得到了傅作义的赏识,成为他的私人秘书和长官部文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迎来合作,中共中央也派特派员潘纪文到傅作义部工作。

阎又文

潘纪文和阎又文也是荣河县同乡,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当前局势,这也令阎又文加深了对中共抗战政策的认识。1938年,阎又文在潘纪文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随后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来傅作义部,让傅作义排除部队内的共党。当时傅作义和八路军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他还是无奈将各军政机构的共产党人送回延安,潘纪文也在其中。

由于事情太过紧急,潘纪文等人来不及做出妥善安排,就这样,阎又文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王玉此次的任务就是和阎又文取得联系,他化装成商人来到包头。这天,王玉一边吃饭,一边发愁如何找到阎又文,没想到却有个意外的收获。

王玉在吃饭的时候听到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口音和自己相近,便上去攀亲戚。这位国民党军官名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王玉又是递烟又是敬酒的,将薛起禄哄得很是高兴。

王玉对薛起禄说:“薛长官,我叫张治公,这次来包头是为了找我弟弟张治忠的。他之前给我来信说,如果家里想给他寄信的话,可以找阎又文长官代为转交。”

薛起禄一听阎又文的名字,连忙说:“我知道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王玉一听有戏,连忙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没过几天,薛起禄就将王玉带进了阎又文的办公室。

当时办公室里不仅仅有阎又文,还有薛起禄等几个国民党要员,王玉不能将实情说出,无奈只好将“找弟弟”的话再说一遍。阎又文看着面前陌生的王玉,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王玉只好退出去。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住址,连忙提着糕点和其他礼物登门拜访。阎又文的母亲没什么心眼,一听对方是来找弟弟的,当即将他领进屋。但阎又文对这个莫名其妙的王玉却十分警觉,一直用防备的眼神看着他。

由于阎又文的母亲在场,王玉不好表明身份,便再次将“找弟弟”的事情说了一遍,还点头哈腰的将手里的礼物递给对方。直到阎又文的母亲离开后,王玉才神色严肃地说:“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县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惊讶王玉的两幅面孔,随后疑惑地点点头,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王玉不再隐瞒,直接说:“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这次组织派我来包头和你联系。”

阎又文十分警惕,他担心这是国民党炸自己的,于是没有说话。王玉见状,又将阎又文之前为党组织做过的事情说了出来,此时阎又文才肯相信这是组织派来联系自己的人。

他情绪激动地上前一步,紧紧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你们能来找我,这一天终于来了!”

王玉来包头之前,组织就曾叮嘱过:

“你找到阎又文后,要和他建立绝密的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联系;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还了解和掌握傅作义、蒋介石的关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如此一来,在国民党的地盘,能和阎又文联系并知道他身份的只有王玉一人;而在解放区,知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就是毛主席和周恩来了。

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也被压缩成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李克农。从中足以看出阎又文的重要和党组织对他的保护。

在之后的日子里,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密谈了好几次,不仅将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等全部说出,还说了一个重要情报:“傅作义已经被拉到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了,相信不久后就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连忙将这一情报汇报给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我军某部,果然当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后,便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一触即发。

由于华北我军接到情报,所以提前撤退,没有和傅作义部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

阎又文写文“痛骂”毛主席,主席不怒反笑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起猛烈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7月底,聂荣臻和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见大同岌岌可危,连忙命令傅作义率部攻打内蒙古重镇集宁,企图“围魏救赵”。傅作义部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双方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尽管如此,傅作义对这些战果也是喜不自胜,他当即找到阎又文,让他写一封致毛主席的公开信,向毛主席、蒋介石和美国人以及全国表明他的主张和态度。

阎又文听完傅作义的话感到十分为难,毕竟他是一名共产党,怎么能帮着国民党骂自己的主席呢?但阎又文又不能拒绝傅作义,以免给他怀疑,无奈之下,阎又文只好将这件事告诉给王玉,让他汇报给上级,看看上级如何处置。

后来,王玉汇报给李克农,李克农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又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知道后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文章可以写,但言辞要犀利……”

周恩来当即指示:“这封信发表以后,要令傅作义和他的官兵们得意忘形,瓦解他们的斗志;要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激发起对敌人的仇恨,在战场上恨不得将敌人一口吃掉!”

于是,阎又文便写下了那封轰动一时的傅作义将军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傅作义

9月20日,傅作义在他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南京、重庆的《中央日报》全文转载,标题则是:“傅长官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这篇文章言辞犀利,态度僵硬,全文都是对毛主席的斥责。

文章发表后,在敌我双方内都产生了如毛主席所期望的影响。朱德总司令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要求晋绥和晋察冀量军区向连以上的干部宣读:“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

我党人员看了这封信后,个个痛恨国民党,恨不得马上冲上战场,将敌人一口吃掉;而这封信在国民党里也起到了保护阎又文的作用。

当毛主席看到这一消息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十分赞赏地说:“告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奇文共赏嘛!”

这篇文章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跟着傅作义、邓宝珊来到西柏坡拜访毛主席。毛主席一见到傅作义就说:“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你不亏是中国人民的血性男儿!”

紧接着毛主席对一旁的阎又文说:“你就是当年写文章的阎又文?好啊,你的文章写得很生动嘛!”在场的人,除了知道阎又文真实身份的,没有人能听出毛主席这句话的一语双关。

不过这封公开信也给阎又文带来了许多不便,比如说阎又文的很多好友都和他绝交了,说阎又文叛变了,投降国民党了。就连贺龙也不知道真相,说:“我要开除阎又文的党籍!”

揣摩蒋介石心理,为我军赢得宝贵时间

1947年底,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执掌华北无省的军政大权。此时的阎又文除了继续担任傅作义的秘书外,还身兼数职。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流域的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集团60万军队撤到长江以南,并让傅作义到南京担任东南军政长官。

蒋介石在打什么算盘,傅作义一清二楚,他不愿意到南方为蒋介石防守长江,但如果拒绝这一任命的话,自己很有可能被解除兵权,甚至被扣押在南京。因为当时蒋介石迫令傅作义必须亲自去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说:“傅作义恐怕是第二个张学良。”

在如此紧要关头,阎又文分析了蒋介石的心理:一旦南撤,蒋介石显然知道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半壁江山、偏安一隅了,虽然蒋介石知道此时应该让华北60万部队南撤,但他又不甘心落得这一下场。

当阎又文将蒋介石的心理分析后,连忙找到傅作义向他汇报,随后两人经过反复商讨,最终决定尽力劝说蒋介石坚守华北,而不是南撤。那么应该怎么劝蒋介石呢?此时阎又文建议抓住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来作文章。

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傅作义按照之前和阎又文商量好的对策,一番慷慨陈词,大谈退守南方是偏安,坚守华北才是大局。蒋介石听了傅作义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当然不愿意别人这样比喻自己,而这正是阎又文想要的效果。

除此之外,傅作义还做出一副有信心坚守华北的姿态,这也令蒋介石有些犹豫。大家都知道傅作义是有名的“守城将军”,再加上蒋介石受了傅作义“偏安”之说的刺激,又见傅作义如此有信心,最终蒋介石同意暂缓南撤计划的实施。

作为傅作义的亲信和智囊,阎又文成功帮助傅作义达到了“既不南撤,又能安全返回北平”的目的;而作为共产党员,阎又文和蒋介石打得这场心理战,也为我党,我们军队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

此时,中央军委也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南京对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为此,李克农、罗青长等人频频找王玉谈话,让他去北平找阎又文拿重要战略情报。

不久后王玉来到北平,当他见到阎又文后当即将上级的指示告诉他。而阎又文也没有让组织失望,他只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将南京国民党最高当局下一步对华北的战略计划拿到,并告诉给王玉。

王玉得到国民党战略计划后连忙返回,李克农当即向毛主席和周恩来汇报。毛主席、周恩来听后认为非常有用,中央可以下定决心了。

根据阎又文提供的国民党战略的计划,中央考虑到如果蒋介石在华北的60万大军撤往长江以南的话,将会对解放战争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于是,中央利用蒋介石南撤计划“暂缓执行”的时间,连忙向全国极大战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

“提前发动平津战役,下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入关;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

当这些战略全部调整完毕后,蒋介石再想南撤已经很困难的。而这所有的一切,不仅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还极大地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北平和平解放的幕后功臣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傅作义是战、是走、还是和,这也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傅作义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作重大决定前,总要找他的亲信们商讨,而他第一个找的便是阎又文。

阎又文多次向傅作义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分析当前局势,他说:“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的不负责任,如今只有走和这一条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应当尽快和中共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除此之外,阎又文还利用自己的职务,安排傅作义的老友刘厚同、杜任之等人去见他,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同时还建议傅作义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听取文化各界对当前时局的看法。

阎又文曾多次向中央强调傅作义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性,他这么多年来在傅作义身边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就是为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傅作义和他的部队争取到人民这一边来。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了,阎又文希望傅作义和他的部下能够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派出崔载之作为代表,在地下党员李炳泉的陪同下出城和解放军谈判,不过由于双方目标相距太大,没能达成共识。

傅作义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甚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自新保安战役35军被解放军歼灭后,傅作义的情绪格外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失败的可能。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阎又文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在傅作义的身边,同时做他的思想工作,主张坚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

1949年1月5日,傅作义和阎又文在中南海总部研究到深夜,最终决定第二天派周北峰为代表,出城进行第二次谈判。阎又文当即给周北峰打电话,并派车接他来总部见傅作义。

至此,才有了第二天周北峰和张东荪在河北八里庄和林彪、罗荣桓等人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北平和谈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八里庄谈判开始后,中央派王玉到北京找阎又文,向他了解傅作义的真实想法,以便令今后的谈判更加顺畅。阎又文和傅作义朝夕相处,可以说是最了解他的人之一了。

阎又文说:“傅作义是非常矛盾的,他是一个十分珍惜名誉的抗日名将,同时也很重视传统的道德和义气。但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要求在实现和平的同时能够保全他部的声誉,令手下的人有一个好的出路。”

中央在准确了解和把握了傅作义的心理和思想活动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和修改了谈判的政策和方案。对傅作义的难处和要求,我们给予适当的照顾,这也令之后的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从而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和平协议。

1月21日,阎又文和另外两位代表在傅作义的指派下,与解放军代表苏静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北平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下午,阎又文以傅作义代表的身份和华北“剿总”发言人的身份在北平中山公园向全世界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阎又文等人去西柏坡拜访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先是赞扬了傅作义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随后又商谈了对绥远起义的安排。2月24日,阎又文、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和周恩来合影留念。

返回北平后,傅作义精神大震,然后让阎又文为他起草了“北平和平通电”,并于4月1日发表。傅作义在通电中表示,自己愿意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在中央的安排下来到华北局,随后投身到辅助傅作义推动绥远起义的繁忙工作中,他的身份也一直没有被公开。后来阎又文跟随23兵团入朝作战,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牺牲了,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党组织能公开我党员的身份。”

1954年的一天,阎又文的大女儿趁父亲不在家,好奇地偷看了他的日记,这才知道原来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当时处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尽管阎又文身居高位,拥有特供证,但他从不允许家人使用。阎又文说:“我是管粮食生产的,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粮呢?”

阎又文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享年48岁。而他的身份直到1993年才被正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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