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0日晚上,一艘军舰正在安徽境内长江江面上乘风破浪前行。
坐在军舰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
此时的毛主席刚刚视察完南京,准备乘坐“洛阳”舰溯江而上前往武汉视察。
当军舰经过安庆时,毛主席突然看到了一座挺拔的古塔。这顿时引起了他的兴趣,问随行人员道:“我们这是到哪了?”
“报告主席,我们到古城安庆江面了,您看到的那座塔就是振风塔。”
“安庆——,安庆?”
乍一听这地名,毛主席第一反应就是这地方有些耳熟,念叨了两遍之后他就反应过来了:“那不就是陈独秀的老家吗?”
对于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毛主席的感情十分复杂,有过敬仰,有过质疑,还有过疏离。
看着夜幕下的安庆市,毛主席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自己还在北大时的那段日子······
马克思主义导师
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后,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批判旧式教育摧毁当代青年的文章,并提出了新青年的标准。
这本杂志很快就在渴望改变当前局势的青年中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大批读者,其中自然也包括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给《新青年》投了一份稿——《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即就引起了陈独秀的重视,将全文发表到了《新青年》上,他对这个“二十八画生”很看好,可惜不能得见。
当这一期的《新青年》发表出来后,24岁的毛泽东对友人说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一年后,毛泽东等24名青年为了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帮助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找了份助理馆员的工作。因为毛泽东的办公室紧挨着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所以他没事就去找李大钊交流。结果在9月的一天,25岁的毛泽东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偶像”。
那一天,正忙着搞北大文科改革的陈独秀来到图书馆,找李大钊商讨在馆内增设阅览室的事,结果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李大钊见了陈独秀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为陈独秀介绍身边这位自己十分看好的青年:“仲甫,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二十八画生’,湖南一师学生,名叫毛泽东,字润之。”
之后,他又为毛泽东介绍了陈独秀:“润之,这位就是发表你的《体育之研究》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教授,还是我们北大的文科学长。”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因为太凑巧,双方都没准备,所以只是简短地聊了聊毛泽东在湖南办的“新民学会”的发展情况。
虽然时间很短,毛泽东却很激动,回去之后还高兴地跟杨开慧炫耀:“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
不得不说,《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陈独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他打开了思想探索的闸门。对政治的兴趣也急速增长。
1919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仿照《新青年》开创了《湘江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空闲了还要上街叫卖。
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后,对此很赞赏,在第7期《新青年》上刊登了毛泽东的《长沙社会面面观》,也曾多次高度评价《湘江评论》。
有了陈独秀力挺,毛泽东的名气更大了。
1919年12月,作为“北京驱张(敬尧)请愿团”团长的毛泽东第二次前往了北京。没过多久就去了趟箭杆胡同20号,看望借宿朋友家养病的陈独秀。
半年前,陈独秀因为发传单被关了三个月,毛泽东当时还发表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呼:“我祝陈君万岁!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毛主席高呼一个在世的人万岁,此后也没几人能享受这待遇了。
和陈独秀的见面,让青年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北京期间他还看了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据毛主席自己说,这两本书加上柯卡普著作的《社会主义史》对他“影响很大”。
当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见到了陈独秀,并跟他谈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认识后,青年毛泽东彻底坚定了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奋斗终身的信念。
毛主席后来回味这段往事时是这么说的: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次会面结束时,毛泽东还从陈独秀处接下了一个重要任务:返回湖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开展革命运动。
黯淡的光环
1923年4月,毛泽东被调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三大”结束后,他开始担任中央局秘书,中央局委员长是陈独秀。
能和“偶像”共事,毛泽东自然很高兴。然而,真的和陈独秀有了接触之后,毛泽东却敏锐地发现,陈独秀似乎在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在最开始,陈独秀是毛泽东敬重、信赖的上级,陈独秀对他也很看好,让他负责农民方面的工作,两人在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时配合的很默契。
然而,接触时间长了毛泽东却看出,力主国共合作的陈独秀面对当前复杂的局势,并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在他领导下的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
陈独秀的初心是好的,想要改造世界,但他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做出的决策有时候也被事实证明没那么正确。
也正因此,毛泽东开始担心陈独秀能不能带领尚不成熟的共产党,找到通往革命胜利的道路来。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担心是正确的。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爆发后,有些右倾的陈独秀选择了妥协、退让,当毛泽东将农民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时,陈独秀甚至在“十二月会议上”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
在这次会议上,以陈为首的党中央做出了“依赖国民党、限制工农运动”的决定。
陈独秀的表现让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光环”彻底黯淡了,毛泽东不相信陈独秀的右倾政策能带来胜利,决心自己开辟一条革命道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在之后召开的中共“五大”上,认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陈独秀仍然反对加速开展农民运动,而且极力排斥毛泽东进入领导层,只让他当了“候补委员”。
直到此时还想着“维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让中国革命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5月17日,夏斗寅进攻武汉,发表返共宣言;5月21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大量工农群众被杀,革命干部遇害;6月6日,大批党员被驱逐出江西,官方名义是“礼送出境”;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彻底失败。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对陈独秀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也是他认识陈独秀近10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这位曾经的“偶像”。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选择回了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而陈独秀则是去了上海隐居。这对曾经的师生、同志自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实事求是
1937年8月23日,被国民党关了5年的陈独秀被释放后,有意和中共中央合作抗日,同时希望能恢复自己的党籍。
毛泽东不计前嫌,跟陈独秀提出了三项前提条件。
1、陈独秀必须放弃之前“反对反托派”的态度,并公开宣布脱离和托派之间的关系,承认思想上的错误。
2、陈独秀必须公开宣布拥护党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陈独秀必须在行动中体现出证明自己的拥护诚意。
对后两个条件陈独秀都愿意接受,唯独第一个他“碍难从命”,再加上刚从苏联回延安的王明的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没能回归党组织。不过他的信念仍然坚定,拒绝了国民党和叛徒张国焘的拉拢,最终于1942年病逝。
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毛主席一直把他引为“反面教员”,比如1936年,斯诺问他“谁该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南京当局负责”时,毛主席就直言不讳的表示:
“罪魁祸首是陈独秀,他的‘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使党丧失了果断的领导,他的指导路线显然是在一个时期之内造成很大灾难。”
不过,毛主席批判陈独秀,一直实事求是地批判他的右倾错误,以陈独秀的错误为例为党总结经验,他从来没有抹杀过陈独秀建党的贡献,还多次予以过赞扬。
比如,在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就指出: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关心陈独秀后人
时间回到1953年,当毛主席得知军舰到了陈独秀老家之后,命令军舰停在了安庆江面上,并让人安排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来军舰见面。
当傅大章看到要见自己的首长竟然是毛主席后,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询问完安庆地方上的情况后,毛主席突然问道:“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
傅大章虽然没怎么关心过这个问题,但陈独秀毕竟身份特殊,该知道的一些信息他还是知道的:
“据说陈独秀还有一个老母亲(养母谢氏,1939年在四川病逝),他后来娶了一个女工,现在不知道在哪(潘玉珍,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1949年病逝于上海),哦,现在还有个儿子陈松年,家庭人口多,在安庆的一家窑厂当技师,挺苦的,收入还低,生活上存在困难。为此还把北京的房子卖了。”
当毛主席得知被卖的房子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时,不禁很是关切,说既然生活困难,可以补助一些。
傅大章隐晦地表示,陈独秀毕竟是犯过错误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对待陈独秀的家人。
毛主席见状,直言陈独秀在过去是有过功劳的,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还是党早期的革命家和活动家,最终为蒋介石所害,是革命烈士,陈独秀家庭自然要以革命烈士的家庭对待。
毛主席离开安庆后,当地市委统战部迅速做了安排,通知陈松年来市政府领取补助,总共30元。
虽然现在看30元钱只是小钱,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物价很低,30块钱是非常值钱的。而且市政府也说了,这补助以后每个月都能领一次。
原本靠着在砖厂当苦力,勉强维持一家子生计的陈松年,得知之所以能领到这钱完全是毛主席对他的家庭的关怀后,眼眶不由自主的湿润了,用颤抖不已的右手签名领取了30元补助费,他对着办公室里那一副主席画像深深的鞠了一躬。
靠着这每月三十块钱,陈松年的三个儿子考上了大学,孩子们也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陈松年是个知足常乐的的人,他认为孩子们都长大了,自己也有退休金了,这30块钱自然没必要领了,因此多次跟政府提出不要补助了。
结果政府不但没取消,1989年1月开始还因为物价上涨,给他增加了30元补助。
1990年,80岁的陈松年追随父亲而去了。
毛主席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除了因为他带领我党建立了新中国外,还因为他心系天下苍生,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和公义。心里装着人民的人,人民自然不会忘记他。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