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的上海，天气已经回暖，万物焕发着勃勃生机，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但此时贺子珍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多次因病住院接受治疗。
自打进入4月以来，贺子珍就多次出现高烧症状，每次都是退烧后没过几天便再度发烧，到了中旬后突然变成高烧。
贺子珍不得不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的主任专家们用了浑身解数，也没能将她的体温降到正常范围，以至于贺子珍出现了严重的昏迷。
贺子珍与毛主席一共有六个子女，但其中的几个孩子因为战乱的因素，而导致长期分离，还有两个孩子在出生不久后就夭折了，只有女儿李敏在贺子珍身边长大。
但此时的李敏并不在上海，她与丈夫孔令华还有女儿孔冬梅正在北京，对于母亲已经住院的消息，他们尚且不知。
这晚，孔令华正在辅导女儿的作业，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打断了思绪，他拿起电话，还未等他说出“你好”，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慌忙的声音。
电话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打来的：“贺子珍同志病重，请李敏和家人马上到上海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机票，接你们的人马上就到，请速速准备”。
坐在一旁的李敏也听到了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她马上起身，匆忙拿起几件衣服，同时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得赶快去上海！
简单地收拾一下后，李敏和丈夫刚走出家门，前来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就已经到了家门口，一家人快速钻进汽车，朝着机场的方向疾驰而去。
几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上海机场，李敏和家人落地后急忙钻进了等候多时的汽车，随后赶往华东医院。
贺子珍此时已经虚弱不堪，双眼微闭两颊通红，体温也居高不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汽车在医院门口停下后，李敏一路直奔到病房，当她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时，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倾泻而下，女儿孔冬梅也在一旁呼喊着“姥姥”。
似乎是听见了呼唤，贺子珍缓缓抬起眼皮，看见女儿女婿还有外孙女都在身边时，她的脸上隐约浮现了一丝微笑，嘴唇也抖动了一下，却怎么也发不出声。
医生给李敏详细介绍了贺子珍的现状，听闻母亲发高烧久久不退，李敏内心很是愧疚，因为在这危急时刻，她这个女儿却未能陪在母亲身边。
想到这里，李敏静静地趴在床头，小声地说到：妈妈，我来了。
贺子珍努力睁开了眼睛，看着女儿的脸庞，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因为这时她已经极度虚弱，多日的发烧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通过动作来传递信息。
李敏再度询问了医生关于母亲的病情，随后与丈夫女儿静静地坐在床边，陪伴着母亲。
这天晚上，李敏几乎整夜没有睡觉，每次都是打一小会盹便醒来，随时注意母亲的情况，因为她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睡过去，再醒来时就看不到母亲了。
倘若仅仅是发烧，还不至于将贺子珍的身体拖累成这副模样，但自从贺子珍步入晚年以来，她的身体便陆陆续续患上了一些病症，以至于在长期的病症中，她的身体被逐渐拖垮。
早在1937年时，贺子珍便因为身体的原因前往苏联养病，1948年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居住，上海市委为她安排了位于秦安路的住处，后来又转移到湖南路。
毛主席特地嘱咐上海市委，彼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是陈毅，毛主席对他说，要对贺子珍的生活多加照料，日常开支就从他的稿费里出。
对此，陈毅信誓旦旦地说：上海还养得起！
所以此后贺子珍在上海生活期间，所需要的费用，如生活费等皆由上海市政府承担，上海市委每个月会给予她200元的生活费，在五十年代200元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除此之外，每逢节假日等，上海市委还会特地为贺子珍送来少许物品，有时领导也会上门探望，在这几年里，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可以说是不用担心，除了身体上的病症。
1954年，贺子珍因健康原因住进了华东医院，经过医生的细致检查，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随即被安排接受专家治疗。
上海市委对贺子珍的病情十分重视，不仅特地调遣人员组成专家组，还专门配备护士，24小时轮班照料。
毛主席也对贺子珍的病情很是关心，特地让时任卫生部长傅连璋专程前往上海为其诊治，还让捎带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嘱咐她务必遵照医嘱，好好治病。
女儿李敏也常常回到母亲身边作陪，在亲人的关心和医生的帮助下，贺子珍的病情也逐渐散去。
这次患病痊愈后，贺子珍和毛主席在庐山会面，这是贺子珍自打回国后便一直希望的，但碍于一些因素，这个见面迟迟无法实现，直到多年后在庐山重逢。
这一次见面不仅仅是两人时隔多年后的重逢，也是最后的诀别，从这次见面后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两人再未见过一次面。
毛主席去世时，贺子珍正在医院里休养，在她最后的近十年里，身边一直有护士的身影，据一位曾在贺子珍晚年时照料其多年的护士回忆，自从毛主席去世后，贺子珍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病情愈发严重，甚至半边身体几乎完全瘫痪。
后来贺子珍更是只能坐在轮椅上，或许是自知时日无多，她对女儿李敏说出了最后的愿望，希望到北京去，看一看毛主席的遗容。
这一愿望很快被中央得知，在获得同意后，贺子珍终于有机会来到北京，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北京，却不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79年的9月9日，是毛主席去世三周年的日子，这天毛主席纪念堂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就是贺子珍。
坐在轮椅上的贺子珍，看着毛主席的遗容，内心的感情再也控制不住，许久之前的回忆突然袭击着她的心脏，猛然冲破胸膛，凝结在一声声哭泣中迸发而出。
几个小时后，李敏静静地推着母亲，搭乘专车回到了北京301陆军总医院，因为这里距离毛主席纪念堂近一些。
回到上海以后，贺子珍的身体再度被病魔重创，原本尚且可以活动些许的左半边身体彻底瘫痪，在家里住了没多久后便被送进华东医院，此后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住院期间，贺子珍陆陆续续出现过一些病症，但都没有危及生命，直到这次连日发烧，医院召集了专家连日进行治疗也无济于事，赶忙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消息。
上海市委得到消息后，在安排救治的同时，直接向中央汇报了此事，中央委员会办公厅随即安排汽车，将李敏一家火速接往上海。
除了李敏一家，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得到了通知，不过他们接到的电话，是由他们的女儿，住在上海的贺小平打来的。
贺敏学一家从福建赶到华东医院，与李敏一家整日陪伴在贺子珍的病床前。
此时，医生将一剂药给贺子珍服下，服下药后的贺子珍逐渐深深地睡去，李敏这才放下心来，喘了一大口气。
第二天清晨，贺子珍早早地醒来，让人惊喜的是，她的体温竟然降了下来！李敏如释重负，终于露出了笑容，和母亲聊起天来。
在场众人都以为贺子珍已无大碍，可不曾料到这竟是回光返照，到了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突然急剧升高，以至于她再次陷入昏迷状态，完全不省人事。
医生们立刻进行了抢救，抢救一直持续到天亮，李敏等人没有一个合眼，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消息。
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跳越来越弱，最后在17时左右归于平静，在走过饱经风霜的75年后，这位井冈山的第一位女党员，终于能够好好地休息了。
贺子珍去世后，她的遗物暂时由东华医院代为保管，后来又转交给上海市委，最后再由市委移交给李敏。
李敏在接过母亲的遗物后泪流满面，因为母亲的遗物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箱子，其中有两个箱子还是当年贺子珍在苏联时使用的，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这两口皮箱却依然保留着。
李敏打开三口皮箱，她发现皮箱内根本没有任何的金银首饰或者贵重物品，只有一些贺子珍生前的日常用品以及一些保存多年的信件、书籍等。
除了这些物品，一张早已泛黄的纸张引起了李敏的注意，她拿起这张纸，赫然发现这竟然是贺子珍的一张三级甲等伤残证明。
原来在长征期间，贺子珍为了保护一位伤员，不幸多处负伤，直到晚年时依旧有数枚子弹残片留在身体里未取出，她因此被确定为三级甲等伤残。
但贺子珍却从未对李敏提及此事，她将这份证书深藏，也从未领取过国家发放的伤残金，想到这里，李敏不禁再度泪流满面。
贺子珍去世后，她的后事该怎样办，以什么规格办，骨灰放在哪里都急需确定，上海市委本想将贺子珍的骨灰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但因为贺子珍的身份因素，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只能请示中央委员会办公厅，请组织裁定。
但此事关系重大，谁也不敢轻易决定，所以这个决定最终被摆在了邓小平的面前，由他来做最后的决定。
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贺子珍的骨灰安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同时又嘱咐中央的有关领导，均需要送花圈。
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是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邓小平决定将贺子珍的骨灰存放在这里，也意味着将她的葬礼规格定了下来。
确定了相关事项后，贺子珍的追悼会于4月25日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多位中央领导人均送来花圈以示悼念，多个中央机构也发来唁电哀悼。
追悼会现场，贺子珍静静地躺在大厅中央，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鲜花和花圈围绕周围，庄严且肃穆。
除了李敏等家属外，贺子珍的诸多生前好友也纷纷来到现场为其送行，现场众人围绕贺子珍遗体一周，随后默默鞠躬致哀，表达心中的缅怀和哀思。
追悼会结束的当天下午，贺子珍的遗体被火化，随后骨灰搭乘中央安排的专机飞往北京，一同前往北京的还有李敏一家和贺敏学一家，他们作为骨灰的护送者，陪同逝者走完最后一程。
骨灰抵达北京后，再由专车一路运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随后举行了简单的安放仪式。
李敏捧着骨灰盒，静静地将它放在桌子上，工作人员和亲属肃穆而立，向骨灰鞠躬致敬，随后工作人员轻轻捧起骨灰，默默地走进一室，将骨灰盒送入内部。
至此，贺子珍的骨灰终于被安置妥当，但此时全国人民还不知道贺子珍已逝的消息，直到第二天，即4月26日早上，全国各大报纸才报道了这一消息。
全国各地的人民这才得知，贺子珍已经去世，许多人都不禁流下了热泪，特别是贺子珍的老家，江西永新县的乡亲们更是难以相信这个事实。
在报道中，除了公布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外，还对她的一生作了简单介绍，如革命经经历等，最后结尾处有着如下的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短短四十余个字，浓缩了贺子珍的一生，她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这位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党员，用她的毕生来谱写了一段英勇悲壮的岁月，永远值得后世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