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1日，山东德州专区（现德州市）政府接到一通来自北京的机密电话。电话里，来电者指示专区政府的领导层要在11月2日早上6点左右，派一位代表向一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地点就选在德州火车站。
至于这个领导是谁，对方没有透露。
这个汇报工作的任务，最后落到了德州地委第一副书记、地委宣传部部长朱永顺的肩上。
11月2日早上5点多，朱永顺精心收拾一番后，就冒着凛冽的寒风，提前一小时来到德州火车站等候，准备迎接那位神秘的中央领导。
与预定的时间相差不大，6点30分左右，一列绿皮火车慢慢驶入德州站。
中央领导终于来了。
火车上下来一位秘书模样的青年人，他看上去和朱永顺年龄相差不大，精气神也十足。青年人确认朱永顺的身份后，就把他引入到了火车上。
直到这时，朱永顺都还不知道将要拜见的中央领导是谁。
上了火车，朱永顺在前往会客车厢的途中，才从青年人那里意外得知，这次要见他的中央领导人，居然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至于那个青年人，则是大名鼎鼎、跟随了毛泽东近30年的秘书叶子龙。
顿时，朱永顺似乎明白了一切，但激动的同时，不由得紧张起来：该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呢？
这一次会见，让朱永顺终生都引以为傲和难以忘怀。一件事，则让他除了难忘外，还惊心胆颤——毛泽东居然严肃地问他一个相当奇怪的问题：你有没有贪污过？
听到这话，他当场就吓得一口大气也不敢出，一时陷入混乱……
那么，朱永顺是怎么回答毛泽东的呢？
本来，以朱永顺这样的身份是很难见到毛泽东的，可他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是两次。
说起来，他能这么幸运，其实与毛泽东独特的作风有关。
进入北京前，毛泽东就对全国的党员和干部说：“我们绝不做李自成！”
进入北京后，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践行之前的诺言，在领导全国人民二十几年里，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都在北京外度过，从不像闯王李自成那样将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其中，山东是毛泽东很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据相关统计显示，他一共去了18次。
在山东，毛泽东有了留恋的东西，他曾多次说：“在济南能吃上辣子鳅鱼，是我的口福喽！”
都知道，毛泽东这是假以吃鱼之名，实则是放不下山东人民。
因为这些，朱永顺才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只不过，让朱永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会面，毛泽东居然询问他是否贪污过。这个问题来得很直白，很突如其来，他一时都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山东位于沿海地区，又靠北方，气温异常寒冷，朱永顺来等候毛泽东时穿得很多。在毛泽东的专属列车里，保暖措施做得很好，甚至有些热，将身体都包裹起来的朱永顺，上车不久便开始流汗了。
察觉到朱永顺身上的变化，与朱永顺交谈不久，毛泽东就亲切地说：“把大衣脱了吧，下车前再穿！”
听从毛泽东的话，脱了大衣，朱永顺顿时就感到一下凉爽了许多。
然而，在被毛泽东直白地问到是否贪污后，朱永顺似乎受到了惊吓，不由得凌乱起来，感觉身体又流出了热汗。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问朱永顺这么一个露骨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绝不做李自成”，其实本质强调的是国家反腐败问题。
他曾说：“自秦朝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
对于李自成的失败，他一针见血地说：“真可谓‘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这种‘错误’谁犯得起？”
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极其关注反腐问题的，认为如果抓不严，将会有亡国的危险。
毛泽东是行动派，他不仅仅是呼吁而已，还采取了实际行动，对腐败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直接给全国的党员和干部发出警告：必须要防止敌人的“糖衣炮弹”。
但是，尽管毛泽东有言在先，一再警告，后面还是发生了他不想看到的事。
仅1949年，沈阳市就有3629人贪污受贿，赃款竟高达5亿人民币（旧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与此同时，官僚衙门习气、铺张浪费行为等，也逐渐在新政权中蔓延开来。受此影响，受处分的人越来越多。
毛泽东不由得怒从中来。
为了打掉这一足以整垮一个政权的歪风邪气，打造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毛泽东果断发动广大群众，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后来，“三反”变“五反”，运动规模进一步扩大，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
在运动中，毛泽东积极总结经验，接连找到反腐的突破口，让部队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使打“虎”行动转向专业化。因此，反腐运动成效显著，仅5天就查出了288只大小老虎……
面对这般傲人的成绩，毛泽东没有骄傲，每次对全国调查的时候，都会把反腐败的问题提上来。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毛泽东才直接问朱永顺有没有过贪污受贿的行为。
当然，从毛泽东的询问方式来看，似乎有点“例行公事”的感觉，他是相信朱永顺不会这么做的。如若不然，他要真想知道朱永顺到底贪不贪污，派人去查就清楚了，没必要当面询问，当面问这种问题，一般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毛泽东肯定很清楚这点。
朱永顺是从风里雨里走过来的老革命战士，他问心无愧。
1939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寿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他从中共寿光县委委员、青委书记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直到成为德州地委第一副书记、地委宣传部长……
最艰难的岁月都熬过去了，如今又是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大好时机，朱永顺自认为是清白的。所以，听到毛泽东询问后，他慢慢平复心情，然后坚定地回应道：“主席，我不是那样的人，也从来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听到这个答案，毛泽东突然大笑起来，接着拍了拍朱永顺的肩膀，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要经得起考验！”
不置可否，毛泽东的这个回应有些深奥，似乎表示相信朱永顺不会贪污，似乎又没有。但是，他为朱永顺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经得起考验！
听到毛泽东没有责怪的意思，朱永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问完这个问题后，毛泽东不再延续这个话题，开始与朱永顺唠起了家常。
毛泽东问朱永顺家乡在哪里，朱永顺说是寿光。
刚听到“寿光”二字，毛泽东马上说：“寿光在哪里？是不是靠近潍（wéi）县？”
毛泽东的这句话，让朱永顺惊讶不已，同时又开始钦佩起来。
因为，寿光和潍县都是小地方，毛泽东居然知道它们的存在，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国地理的熟悉。
毛泽东接着问朱永顺：“寿光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下，朱永顺算是被问到了。
作为寿光人，朱永顺似乎没有去思考、探究过寿光的历史，因此并不知道“寿光”二字的由来，只能红着脸说“不知道”。
听到这个回答，毛泽东并没有和朱永顺解释寿光的来源，而是对他说：回去后要多翻一翻县志，了解家乡的历史。
交代完，毛泽东接着问朱永顺：“我记得寿光有一个叫王云生的同志，是不是？”
听到这个，朱永顺更加钦佩毛泽东了。
王云生是从寿光走出来的风云人物，作为老乡，朱永顺当然知道他，但外界的人并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号。
但令朱永顺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居然也知道王云生，这才很惊讶。
其实，毛泽东知道王云生并不足为奇。
1923年，王云生来到张家庄教学，与张玉山等一起研读《共产主义国际》等马列主义书籍，学到了无产阶级思想，随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4年4月，在邓恩铭（中共创始人之一）、延伯真的介绍下，王云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入党。
成为党员后，王云生与张玉山一起创办互助会、平民学校、抗粮社等，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为党培育了不少革命骨干。
1925年8月，王云山被派到广州学习，他因此在那里结识了毛泽东、彭湃等党的高级领导人……
看到毛泽东似乎无所不知的样子，朱永顺钦佩地说：“是的，王云生同志是寿光县王高村人。”
毛泽东继续问朱永顺的年龄，当得知他才34岁时，很欣慰地说：“青年团，青年团！娃娃，娃娃！”
毛泽东的这一句话，直接把朱永顺给逗笑了。
就这样，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闲聊，气氛逐渐缓和下来，之前说到的令人感到紧张的贪污的事，被抛在了脑后。
朱永顺只感觉身体又降温了，不再出热汗。
看到朱永顺似乎不再紧张，毛泽东又毫无声息转移话题，非常认真询问起了德州当地民生和农业合作社建设等问题。
朱永顺听得出来，这才是毛泽东让他来到火车上的真正目的，之前的问答基本什么都不算。
1955年，困扰毛泽东最多的是全国各地流行的血吸虫病。为此，他还特别写了《送瘟神二首》，夸赞人民最终战胜了病毒。
不过，那只是临时性的问题，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合作社建设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要内容。
1955年，正是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关键时期，为调查全国的民情和政策执行的状况，促进计划完成，毛泽东才不断在北京外奔跑。
对毛泽东的这些问题，朱永顺是有一点准备的，所以他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如实汇报工作。
农业合作社建设，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德州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是一场大变革。
和全国农业大变革的时间线基本一样，它起于1951年秋天，终于1956年年底。不过具体而言，德州的农业合作社建设要稍微早一些，且早已有建设的基础。
1950年初，德州人民政府号召本地农民在原变工互助的基础上，让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建成畜牧、劳力和农具临时搭伙的生产小组。
临时小组后来发展成了互助小组。
德州地委将宋官屯村的王胜彬互助组和东曹村的李荣魁互助组树为典型，让其他地方学习。
到1952年底，各村也就效仿起来了，先后建立起了373个互助小组，入组率占总户数的35.7%。
1953年春，依照中央指示，互助小组进一步升级，组成了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很快，到1955年底，也就是毛泽东来到德州地区视察的前后，德州全市已发展出104个初级社。
基本汇报完毛泽东感兴趣的内容后，朱永顺兴致昂扬地说：“未来将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毛泽东一边非常认真倾听，一边用笔做笔记，还时不时提出意见。比如，建议怎样建设公社；一线工作者，特别是县委领导要亲自带头建设，等等。
当问到省委领导有没有关注建设时，朱永顺如实地说：省委书记王路宾一直起带头作用，为建设做了很好的榜样，民众的积极性都很高……
毛泽东听着这些，似乎已经听到了想要的答案，所以在会谈两个小时后，就主动结束了谈话，准备离开德州，前往下一站继续调查。
看到毛泽东将要离开，朱永顺有些依依不舍。对于这次能与毛泽东见面，他是毫无准备的，毛泽东这就要走了，他怕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在与毛泽东握手的时候，他一直没有放手的意思。
毛泽东也有些不舍，他又轻轻拍了拍朱永顺的肩膀，然后说：“谢谢！”
听到毛泽东说出这两个字，朱永顺才放开手。
下了火车后，重新披上大衣的朱永顺一直站在火车的站台上，目送毛泽东专列渐渐远去，直到完全没了身影，他才转身回去。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与毛泽东的见面，并没有他想的那么悲观，并不是最后一次。三年后的1958年，他又见到了毛泽东。
就在毛泽东离开德州不久后的1957年8月，朱永顺的人事发生了变动，被调任为聊城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
正是因为这一身份的变化，才让他有机会再次见到毛泽东。
1958年8月，视察完河南地区后，毛泽东乘坐专列一路北上，正式来到山东地区。
和1955年一样，毛泽东这次到山东来，主要还是了解“农业合作社发展和农业生产救灾情况”。
8月16日，毛泽东一到济南，朱永顺和寿张县（1964年撤销）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县台前村党支部书记刘秀印三人，便前往汇报工作。
有了1955年的见面经历，这一次，朱永顺不再感到紧张。
只不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比以前更加幽默了。
见面会一开始，毛泽东便扳着手指风趣地说：“我们是五级会议（一般指县委书记以上5级干部会议）。”
朱永顺、刘传友、刘秀印三人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顿时就被逗笑了。
毛泽东转身询问刘传友：“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公艺，九世同居有没有这回事？”
刘传友没有犹豫，回答说：“有，在寿张县城东关，至今还有张公祠……”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活跃了，刘传友、刘秀印等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的人也不再紧张。
毛泽东扫视了一圈，目光最终落到了朱永顺的脸上。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位同志有点面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永顺很感动，每天都看无数张脸谱的毛泽东居然对他还有印象，当即就说起自己的名字，并提及1955年在德州汇报工作的事。
一下子，毛泽东全记起来了，说：“这事我记得，是三年前了吧？”
朱永顺接连点头肯定。
毛泽东接着询问朱永顺现在的职务，得知他已做了聊城领导人后，就说：“永顺同志，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那就从聊城开始汇报工作吧！”
听毛泽东这么说，朱永顺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就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开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相比第一次，这次朱永顺提前知道了毛泽东来到山东的消息，所以准备得非常充分，文件内容比第一次更加细致。
听到相对完整的数据，毛泽东边听边点头，鼓励朱永顺继续说下去。当听到有欠缺的地方时，他又让朱永顺停下来，然后提出相应的意见。
朱永顺说完，刘传友、刘秀印接着说，汇报工作用了两个小时才结束。
会后，毛泽东对他们三人说：“你们的汇报我都记下了，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说完，他一一和他们握手，然后就结束了这一次会面。
这一次会面后，朱永顺再也没有机会给毛泽东汇报工作。因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毛泽东会面。
结语：
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带领全国人民赢得胜利后，他并没有像当年的李闯王一样，一直待在北京，而是全国各地跑。
他这么辛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全国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对症下药，更好治理国家，避免出台的政策脱离群众或与群众的利益相悖。
也正是他的这一份辛苦，让从千疮百孔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并为后来祖国的逐渐强盛奠定了基础。
当然，毛泽东全国各地跑的结果就是，一些本来没有机会和毛泽东见面的人，也有了这个机会。朱永顺便是其中之一。
也许，朱永顺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机会给毛泽东汇报工作，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居然还是两次。
就此而言，朱永顺终生都引以为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