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的一天，我骑车路过西门外，忽然看见人人乐已经有些斑驳的招牌。对于整日在城市东边南边活动而鲜到他处的我来说，对城西的变化似乎更为敏感，心中不由得涌出一段旧事，我临时决定向南，过了水司十字，看了一眼母校，似乎和二十年前没啥大的变化，只是门口加挂了“研究生院”的牌子。再向南百余米的路西，路口“陕西省交通医院”的牌子还在，这条路被称为大学南路，然而太白路以西的部分却只能成为经典大学南路的余脉。就在这条不起眼的路上，留下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00年，我考入了西北大学。我当时以为自己是21世纪第一批大学生，并深深地引以为傲。直到有一天，我发现2000年虽然贵为千禧年，论历法却只能算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顿时有了一种旧时代遗民的羞愧。新世纪，要等我们这一批大学生在旧的时间里苦熬半年才会真正的到来。
那是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前夜，1999年开始，中国大学开始扩招，更加敞开的大学校门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轨迹。学校还是那个学校，但是学生多了，对我们产生的最直接影响，莫过学校旧有的各类设施跟不上学生人数的膨胀。等到我们入学，因为老校区宿舍已无法容纳下日益增加的新生，学校便在大学南路西段租用了一栋楼作为我们这年新入学新生的男生宿舍。
报名那天，在校内办完入学手续之后，一位学长便带着我来到了和学校一路之隔的宿舍。当我走进宿舍的时候，窗外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大学的清净与市井的喧闹让人的认知有了一种微妙的错位。
■ 如今的羊肉粉，与上学时几乎没啥差异
对于陕西的饮食，如今的短视频的那些探店博主总是告诉你如何的好吃怎样的美味。有一天早上，照例到宿舍对面一家卖胡辣汤的小店里去吃早餐，我发现对面宿舍的海南同学，竟然要了一碗白豆腐脑，然后从一般都是给豆浆里加的糖碗里舀了一勺白砂糖浇在豆腐脑上面。豆腐脑的雪白，映衬出白糖颗粒都泛起了微微的黄色。我绝想不到，这个打破我认知的清晨，在若干年后的互联网上竟然掀起了一阵声势甚隆的关于甜咸的讨论，甚至还听说闹到了国外某政府网站上去。
我们班的三个海南男生里，有一个在经历了短暂的不适应期后，跟我们一样的吃喝，另外两人总感觉他们始终没法真正接受本地的生活。
有一次我路过到别的宿舍串门，他们三人在宿舍里正用一口借来的电热锅煮一条河鱼，那鱼已经煮的白肉从灰黑色的皮里散逸出来，他拿起勺子，舀出一点汤，细细的嘬了一口，一脸满足模样。我说这是用河里的鱼来模拟海鲜的味道么？他们笑我不懂汤的含义和韵味。毕业以后，三人都离开了西安回到南方工作，只是吃甜豆腐脑的那位同学后来因为爱情，又回到了古都西安。十年前我见他，觉得他愈发瘦了，他说他始终没有完全适应西安的饮食，比如羊肉泡馍他 还是吃不惯，我笑说这便是爱的代价。
写文章时，我又发微信问他，现在还能吃得惯羊肉泡馍吗？他回复说：能吃，但不算爱吃。我感受到了时间的力量。
我所在的法律系，后来改成了法学院，规格提高了，但办公环境却也是极为有限的。学院办公楼在校园的最东头，紧邻着操场，一座四层小楼，楼下两层是体育系，法学院只能占上面两层。受到硬件条件所限，学院没有自己的专用教室，我们四年的所有课程都是在公共教学楼里完成的。这对我们校外一族来说到也是件好事，我们经常上课的公共教学楼正好在西门一进去的喷水池边上，这样我们就能省去不少脚程——当然，住在校内的女生们或许并不这么看。后来，学校又在北门里修建了九号教学楼，法学院的课程多数又搬了过去，我们只能再多跑一些路了。
在大学校园里，如果你经常逃课，那绝对只能归咎于自己。但在当时，如果你在晚上没有去上晚自习，这个原因就要复杂一些：教室在当时绝对是稀缺资源，晚上开放能够用于晚自习的教室更是有限。每每在下午的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你就会透过教室门上的玻璃看到不时有面孔向里面张望，那并不是在荷尔蒙驱使下期待邂逅的目光，他们只是在等待当前教室课程一结束，然后推门进去，什么先下后上先出后进之类的道德准则此时已经不好使，因为谦让只会让你找不到座位上晚自习。对于下课的人来说，走出教室门再回头一看，整个教室的桌子面都已经被各类书籍覆盖，如果你想吃晚饭再来找位置多半要无功而返，特别是临近考试的时候。
■ 图源网络
关于自习占座这件事儿，也是要讲规矩的。隔一个座占一个位儿是基本准则，因为大学教室的座位还是比较窄，挨着坐，再摊开点儿学习资料确实有点儿挤。然而在对稀缺资源争夺的过程，总有能打破潜规则的人士，挺平了脸硬要在两人之间坐下，应该算是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只要你不在意两旁人略带愠怒的目光。我常想，隔一个座做一个人在当时或许更应该被归入一种陋习，如果人挨着人坐，自习的座位的供需矛盾或许能够迎刃而解。自习室的一座难求成了我内心中一小块几乎可以忽略的心理阴影，只是在多年以后偶尔再浪迹各类校园的时候，我总是在不经意间观察教室数量的多寡，现在的学生还是幸福的多了。当时自习室的矛盾似乎是许多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人在网上做了个叫《大学自习室》的flash视频，引起了我的极大共鸣，以至于现在还能唱出来。
对于我们这些校外一族来说，上自习反而有了另外一种选择。从宿舍楼向西再向南，就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东门，距离和到西北大学其实差不多。学子居于外，摇摆名校间，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优势。西北工业大学里当时有个新落成不久的教学楼，每逢考试临近，我们就三三两两地跑到那里去上自习。看到现代化的气派教学楼和教室，我们总是一番感叹，然后就继续埋头苦读了。
除了在教室上自习之外，在图书馆里学习似乎是一个更加理想的环境。图书馆阅览室外，确实放置了一些桌椅以供学习之用。不过对我等对学习不甚上心的人又不肯一大早去找位置的人来说，极少能在图书馆找到空位，很有限的位子似乎常年被人预订，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白白寻觅一圈，略显失望之余，只好跑到阅览室里找一本闲书翻看，只觉比自习要快意甚多，然后满意离去。
那时候正是电脑方兴未艾的时候，到了大二开学，我们宿舍商议大家凑钱买个电脑，当然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不一样，便约定谁出的钱最多，毕业了电脑便归谁。等钱凑够了，我和另一位同学便到西工大西门对面的劳动路电子市场花了四千五百块钱攒了一台电脑回来。那时候，AMD携K7架构处理器的挑战INTEL，我在装机选择了非常小众的Duron处理器。多年以后，在当年出钱最多同学的房子里，电脑彻底无法工作了，我拔下了cpu，它至今还躺在我书柜的角落。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为当时能凑钱买这么一个东西而感到神奇，那毕竟是一个月生活费不过三五百元的年代。
■ 那颗曾经追赶奔腾的芯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是一个非常热门且时髦的词汇，我们买电脑，也是为了想着有朝一日能在宿舍里毫无顾忌的在网上冲浪。不过苦等三年，也没有能等到学校给宿舍装上宽带。有一次，班长拿来一个56k的拨号modem，连上宿舍的电话线，在一群人的围观中，modem发出“滴滴”的叫声，ie4.0浏览器缓慢的打开了一个门户网站的首页，人群爆发出了一阵惊呼。快乐总是短暂的，拨号上网高昂的费用和孱弱的网速，很快就被对门一个接一个开门的网吧打的毫无招架之力，我们的电脑又回归了单机模式。
从此，电脑变成了一台游戏机+影碟机+打字机。2001年的电视剧《寻秦记》火爆，宿舍人便又凑钱买了一套盗版碟，那天正好是周五下午，我照例回家去了，等到周日晚上回宿舍，推开门便吓了一跳，宿舍的架子床上已经坐满了人，全都围着电脑看《寻秦记》。据说那两天连吃饭都是猜拳，谁输了谁便得出去给十几个人带饭回来。一台没有联网的电脑固然孤单，却给周围人带来了简单的快乐。
当时还有一件事记忆甚深，学校在公共教室通过投影仪转播2000年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中国队最终2:3惜败，那个年代的中国队真的是对得起“惜败”这两个字。比赛结束已是半夜，学校大门还可出去，但宿舍外的院子的铁门已然是铁将军把门。与我同去看球的同学身手矫健，登时就翻过铁门而去，作为资深体育学渣的我，却只能对着一人多高的大铁门黯然神伤。那一晚，我第一次见到了凌晨四点的城墙西南角。
到了2002年，我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要半夜看世界杯导致自己孤身走暗巷。中国队首战哥斯达黎加的时候，下午刚好有课。望着上座率创下新低的课堂，老师倒也是个开明人：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想法……话音未落，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哄笑。只五分钟后，教室里便空无一人。多年以后，应该没有人记得教学楼里那位善解人意的球迷老师。一分未得、一球未进、铩羽而归才是历史给这个瞬间的全部定义。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那时深信中国足球会有更辉煌未来，历史却告诉我们珍惜当下才是最优选择。
尾声
在我们还在上学的时候，位于长安区的新校区已经落成并投入使用。学生住宿的矛盾从出现，到一劳永逸的解决，确实没有用很长时间，我们这一届的男生的校外经历便成了一段另类的历史。我们毕业后，那楼似乎又被学校租了一两年，只是用作非统招学生的宿舍使用。到期后，那楼先是改成了网吧，后来又改成快捷酒店，总之不消用沧海桑田作为尺度，只十几年，这段历史似乎已经湮没不见。凭借春天骑行的一次偶感，再到夏夜灯下奋笔的一蹴而就，我从记忆中努力挖掘出这些旧事，谨献给母校的一百二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