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营建过程中，美术家徐悲鸿提议由毛主席为纪念碑题碑文。
毛主席接到书写碑题的请求后很是高兴，他让秘书找来纸墨笔砚，亲自书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正面的碑题已准备好了，那么背面碑文该由谁写呢？
梁思成认为，既然碑题已由毛主席写好，而碑文理应再由主席去书写，纪念碑本就有超然的历史厚重感，由开国领袖书写再合适不过了。
只不过，林徽因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写的字大气磅礴，让人油然敬佩。
但碑文最好用楷体书写，毕竟碑文多，面积小，楷书显得更紧凑庄重一些。
就在大家思考谁来题写碑文最为合适的时候，兴建委主任彭真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人选，开口说道：“周总理字不赖！”
那么，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何反应，而人民英雄纪念碑营造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 纪念碑奠基典礼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央领导和各界民主人士普遍认为应该建造一座纪念碑，以缅怀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的英雄。
早在革命年间，毛主席就想建造纪念碑，缅怀那些从井冈山时期因革命牺牲的战友们，正是他们为革命的献身，才有了共产党今天的成绩。
至于纪念碑应该建在哪里，代表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可建在东单广场上，这里是商业中心，交通便利，可让更多前来北京的人瞻仰英烈们。
也有人认为应建在八宝山，这里是人民英雄忠骨埋葬的地方，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这里，也方便人们缅怀、悼念。
不过更多人主张应建造在天安门广场，这里数百年来一直是政治中心所在地，且这里也是首都最大的广场，可同时容纳更多人前来瞻仰。
天安门
正当代表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时，周总理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承载了五四运动这样的进步学潮事件，将纪念碑建造在这里更有历史意义，可缅怀那些为追求真理而流血牺牲的进步人士。
周总理话音刚落，毛主席就当即表示赞同，大家也不再有任何异议。
其实，天安门广场长期以来都是封闭性的广场，直到辛亥革命后，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铃不顾满清遗老们抗议，下令对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进行改造。
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横隔外界的红墙被拆除，彻底消除了封建皇权的影响，打通了北京城的东西交通和交流，平民可随意穿越天安门广场，也为“五四运动”学潮的到来提供了方便。
不过自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再加上日本人侵占北平后，天安门广场逐步荒废，长时间以来无人管理，昔日威严肃穆的广场已是杂草丛生，成为荒野之地，遍地都是垃圾，堆得比行人还高。
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下达了对天安门广场的整顿，并要求在9月份彻底完工，上万人参与了对天安门的改造，这才有了后来的天安门广场。
当天下午6点，毛主席和一众政协代表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碑奠基典礼。
参加奠基仪式前需要提前赶制奠基石，而奠基石篆刻者为陈志敬同志，他同月23日才接到这一任务，要求在同月30日完成。
按理说，为了保证质量，根据正常流程，工期需要一个月左右。因时间太紧，陈志敬只能将一块旧的碑石磨平，再和兄长同心协力，加班加点赶工期，夜以继日地轮番上阵，最终准时完成镌刻任务，保证奠基仪式的使用需要。
下车后，毛主席汹涌澎湃地看向天安门广场，并在石碑前来回踱步，他见代表们已排好队伍，当即以严肃的口吻喊出步兵操典的口令：“立——正”、“向右看——齐”……
毛主席
每个代表神情严肃、步调一致，他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听从主席号令。
在军乐团奏乐声中，周恩来上台宣布奠基典礼就此开始。在哀转低沉的旋律声中，大家脱下军帽，低垂头颅。
毛主席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走到扩音器前，宣读全文154字的碑文，其碑文深邃精辟，气质磅礴，凸显对先烈们的无比敬仰之情。
宣读完毕后，毛主席默默走向石碑旁，眼角热泪流出，挥起铁锨挖起第一捧土，填到奠基石基座上，以表达对先烈们的无比敬意。
而后，政协代表们纷纷拿起铁锨铲土，就此纪念碑奠基典礼结束。
参加典礼的政协代表杨拯民晚年说：“当天决定建碑地址，当天举行奠基仪式，如此速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新中国前一天举行奠基仪式，其目的正是说明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继承英烈们遗志，完成为人民造福、为民族复兴殚精竭虑的伟大宏愿。
毛主席
二 纪念碑设计方案
为了建好纪念碑，中央指示成立“兴建委”，并由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主任，而梁思成、郑振铎出任副主任。不过纪念碑的设计、建造等全部工序，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关心并审定下指挥进行的，因而他是实际的总指挥。
考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义重大，因而周恩来提出了3个要求，纪念碑要能凸显“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使命，也要凸显时代精神和肃穆主题，还要能彰显宽容宏大的思想。
“兴建委”就这3个要求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纪念碑可用“亭”表现，也有人提议用“雕像”，还有人认为可用“塔”。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思考再三后，认为应该以传统“碑形”为主体，其本身威严高耸，可将英烈们为民族解放而献出生命的崇高志向和远大理想。
对于纪念碑的设计，有人认为可打造空心碑身，内部可装台阶或电梯，游客们登上后可俯瞰整个北京城，成为北京的最高地标式建筑。
华盛顿纪念碑
此提议并不是空穴来风，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就是这一形式，内部有50层铁梯，也可乘坐高速电梯，游客可眺望整个华盛顿。
不过梁思成思考后，认为中国的纪念碑必然要不同于西方国家，必然要庄重肃穆，要将中国五千年的建筑雕刻文化展现出来，且能够供后人瞻仰，而不只是建造成单一的观光景点。
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不过周恩来还指出，拟定纪念碑设计方案不能“关门造车”，需要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和想法。
在周总理指示下，“兴建委”向全国各大建筑设计单位、高等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集令，鼓励大家都能设计出新颖独特的兴建方案。
经过一年的征选，截止1951年底，兴建委收集了240多份设计方案，其中有不少是从海外寄来，华侨陈嘉庚先生更是寄送了水泥柱头模型。
华侨陈嘉庚先生
这些设计方案形式丰富、内容多样，主要分为平铺式、雕像式、碑形三种设计类型。
经过层层筛选，兴建委从其中选出8种精品设计方案，再由设计人员广泛思考，从专业角度去评析。
但一千个人中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对这8种设计方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彼此各执一词，争吵十分激烈。
周总理得知后，对8种方案进行认真审阅，又花取时间将其他有创意的方案读了一遍，加以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计方案：
纪念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中间，建筑面积为三千平方米，纪念碑高为37.94米，比天安门高4.24米，分为须弥座、碑身、台座，须弥座白玉束腰且高为2米。台座四周设台阶，分上下2层，四周设白玉栏杆。
周总理的这一方案得到设计学者、中央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尽管他并非科班出身，可正是他参加革命数十年里，见证了太多英烈的牺牲，经历艰难万险的岁月，对纪念碑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再结合其他设计方案，集思广益，因而才设计这个让大家一致认可的方案。
周总理
三 碑心石三次瘦身运回北京
纪念碑最核心的部位是碑心石，也正是雕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身，其高为15米，宽为3米，厚度为0.6米。
当初兴建委讨论时，提议可用四块巨石拼接起来，毕竟当时我国工业还没机械化，人工很难采摘巨大的石块。
梁思成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碑面应该使用完整石块，不能拼接，才能承载如此有重大意义的建筑物。
那么，到底该去哪里开采这样的大石块呢？一时间，每个工作人员犯了难。
周总理听闻后，指示一定要开采我国本有的石块，且保证这类石头难以风化，还要打磨漂亮。就这样，兴建委发起了在全国范围的征集，并深入全国各地考察。
收集上来的石块再拿到实验室检测，经过各方面对比，青岛崂山浮山的花岗石率先冲出重围，该山体石料均匀，云母少，石英多，质地较硬、颜色均匀，可很好的耐风化。
运输石料
不过开采的石块不能有任何裂纹，这就给石块开采增加了难题。兴建委施工组负责人刘士元经过多次巡访，这才找到一块巨石。
石头开采又出了问题，尽管工匠们用上炸药进行轰炸，可始终无法让巨石和整个岩壁分离出来。没办法，大家只能以最古老的方式开采，数十名工匠拿着锤子敲打楔子，大家一同喊着口号，就这样一点点才如愿将石胚敲开。
就这样，用了4个月之久，工匠们获得了一块长15.5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余吨的碑心石料。
而这样的庞然大物又该如何运回山下呢？老工匠们提议可用“滚杠”方式将石头滚下山去，沿着山坡一路铺设路基，再垫上钢轨、枕木，从而使得石料缓慢运下山。
为了运输方便，工匠们对石胚进行了第一次瘦身，将其重量减轻为280吨。
不过从山脚下到铁路装车点仍有15公里的距离，道路崎岖不平，运输困难，工匠们又对石料第二次瘦身，其石料重量减少到103吨。
经过一番折腾后，石料于1953年9月27日抵达青岛车站，才15公里的路程整整运输一个月之久。
不过当时的火车载重才不过30吨，根本无法托运这一庞然大物。济南局向铁道部请求调用一辆载重120吨以上的列车，但当时我国并没有生产大型列车，只能向苏联方面寻求帮助，这才调来一辆载重90吨的列车。
依照超载10%的合理范围计算，工匠们又对石胚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重量减少为94吨，连同垫木总计100吨。
就这样，装载石料的火车缓慢向北京出发，时速10-20公里每小时，直到同年10月13日才将石料运回北京西车站。
这天，朱老总亲自率人迎接，工作人员刚下列车，就见到敲锣打鼓、沸沸扬扬、鞭炮齐鸣的场面。而从车站到施工地点不足一公里路程，但工人们仍是花费3天时间才将石碑运到目的地。
根据加工需要，工匠们对石胚再次瘦身，使其重量减少到60吨，这才有了纪念碑碑身的雏形。
四 彭真：周总理字真不赖
在纪念碑的建设过程中，兴建委对碑文也进行了讨论，并确定碑文为设计主要部分，因而它应该放在中轴线上最显眼的地方。
中国传统石碑上的题字最讲究书法艺术，正所谓“以文勒石，以文铭功”，至于由谁来写碑文，唯有书法功底好的人才有资格书写。
美术家徐悲鸿提议由毛主席题碑文，毕竟毛主席的书法大气磅礴、气势非凡。而主席本身正是共和国领袖，且早在纪念碑建造前，他就亲自起草了154字的碑文，由他书写理所应当。
不过考虑到毛主席日理万机，碑文太长，兴建委认为可由毛主席写正面的碑题，另一面的碑文另找其他人写。
毛主席接到书写碑题的任务后很是高兴，他让秘书找来纸墨笔砚，亲自书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为了精益求精，毛主席一口气写了两遍，写完后先是仔细观摩一番，满意地点点头，并让秘书转达：“这两幅字可让懂书法和雕刻的学者们审定审定，让他们提提意见，看看哪幅能用，如果不够好，可以再让我重写。”
毛主席墨宝
当毛主席的书法呈递到兴建委设计组时，大家对其仔细审阅，发现这两幅字形式布局均相同，且都是从右向左排列，区别在于“雄”字采取不同书写方式，落款时间中的“一”、“六”两字有否连笔区别。
至于该选择哪一幅题字篆刻制作，书法家魏长青认为不能“取字拼合”，不然气脉断了，影响不好。根据这一主张，设计组决定从两幅字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尽管并非出自完整一幅题字，可仍不失神韵，没有丝毫拼凑感，整体给人一气呵成气魄。
兴建委重新编排后，又送给毛主席审阅，主席看了后很是满意的，当即应允下来。
正面的碑题已准备好了，那么背面碑文该由谁写呢？
梁思成认为，既然碑题已由毛主席写好，而碑文理应再由主席去书写，纪念碑本就有超然的历史厚重感，由开国领袖书写再合适不过了。
林徽因
只不过，林徽因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写的字大气磅礴，让人油然敬佩，但碑文最好用楷体书写，毕竟碑文多，面积小，楷书显得更紧凑庄重一些。”
兴建委主任彭真听闻两人的对话后，他突然想到一个绝佳的人选：“周总理为很多革命烈士题字，他写的字真不赖，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看起来工整大方，不妨请周总理试试？”
不过请示周总理前，彭真又十分谨慎的将这一建议汇报给毛主席，想听听主席的看法。
毛主席听了后风趣地点点头，说：“恩来的字确实很不错，这个意见我赞同。”
彭真马上又找到周总理，说出自己的想法，周总理虽然比较吃惊，但还是答应下来。
周恩来曾评价自己是个“举轻若重”之人，对于书写碑文他也毫不马虎大意，尽管他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常常忙得夜以继日，可仍在百忙之中每天抽出时间练习书写。
周总理墨宝
他每天晨起时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晚上再挤出一点时间书写。他先是练习碑文中的每个字，再反复对比、临摹、修正，进而再连贯书写。
据周恩来卫士乔金旺说，周总理有段时间因生病住在北戴河疗养，休养期间他让警卫员研墨并铺陈宣纸，趁着这一难得的休闲时间练习，每天都要写上几遍，一共写了40多遍才一气呵成写出让他满意的作品。
周总理从这些作品中挑选出一幅他最为认可的作品，整体美观大方，不失刚劲，字体结构也非常优雅、工整。
他还亲自将作品拿到纪念碑建造工地上，并交给雕刻家刘开渠，征求他的意见。
周总理十分谦逊地说道：“我躲在北戴河练了一周，你看怎么样？行不行？不行我再重写。”
周总理
刘开渠拿着这幅字仔细斟酌品鉴，忍不住连连点头，他赞叹道：“过去只看到你的题词，没见你写这么多字，没想你的书法如此工整严禁，根本没必要重写！”
待到毛主席、周总理写好碑文后，工匠们就开始给碑心刻字。周总理还特意指示以鎏金方式，将字刻在纪念碑上，并特批一笔经费购买黄金，用于鎏金使用。
不过两个伟人是在宣纸上书写，想要将其刻在碑身上，那可十分不易，需要先将字体放大再镀金。
工作人员提议用投影机放大字体，再对着光影临摹，可这种方式失去了字体本身的神韵。
对此，书法家魏长青亲自动手临摹，他们分析主席和总理字体特点，再细细临摹，每一幅字都要临摹数个小时，光是一个字就有两米多高，还要保证和原字体一模一样。
写完字体后还要鎏金，为了让字体更有神韵和气势，魏长青先是对正面题字鎏金五次，再对背面碑文鎏金三次，共计使用132两黄金。
人民英雄纪念碑
镌刻结束后，魏长青还用放大镜查看是否有“砂眼”，并用玛瑙细致研磨，保证没有瑕疵，如此就可使得金字300年不变色，任凭风吹雨打都不会被腐蚀。
魏长青完成篆刻任务后，组织上提出要给他丰厚的报酬，但他坚决不收，表示为纪念碑镌刻是其荣幸，理应尽心尽责。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书法艺术，显得刚健遒劲，龙腾虎跃，在阳光下更显光芒，使得本就气势磅礴的纪念碑更赋予神采，烘托了设计主题。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依照传统，碑石应该坐北朝南，正面朝南，毛主席书写的八个大字朝着南面。
可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集会较多，而游人通常是从长安大街进入广场，第一眼看到的纪念碑是碑身背面。因此，有兴建委成员认为应该将主席题字的那面朝北，也就是坐南朝北。
人民英雄纪念碑
可这一观点引来了不少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不合中国传统，也容易让观者弄混淆，分不清正面和背面。
争议不下，大家只能请示周总理，周恩来经过思索后提议坐南朝北，并解释称既然纪念碑是“纪念死者，鼓舞生者”，那就要让行人第一眼看到它的正面，看到主席的题字，这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总理的这番话，很快就说服了那些固执的老前辈们，纪念碑坐南朝北的方向就此确立。
五 浮雕主题创作
因纪念碑碑身巨大，普通的须弥座台基承托就显得单薄平淡，因而梁思成提议用双重台基，且在底部台基镌刻浮雕，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同。
浮雕最能体现纪念碑的艺术性，需要能够体现近代中国儿女觉醒的波澜壮阔历史画面，因而需要选出一个能担得起重任的杰出雕刻家。
周总理在众多名单中选出刘开渠主持设计工作，并以中央政府名义连发3封急电，将刘开渠从浙江调回北京，担任雕塑组组长。
周恩来指示，浮雕设计一定要将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历程表现出来，且还要有超高的艺术价值，并指示在全国征集雕塑艺术人才参与创作。
根据总理指示，兴建委很快就从全国范围内召集300多名雕塑人才，而刘开渠又经过层层审核，只留下一百余人，但最主要的创作者只有八个人。
经过一番商议后，浮雕上的历史大事件最终确定为八个，包括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江。
有人认为，应该将“南昌起义”改为秋收起义，但主席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南昌起义的意义更为重大。
底部浮雕
对于浮雕画面是否出现领袖形象，主席认为不妥，历史是由全体人民创造，而不是哪个人，雕塑更应该表现人民英雄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形象，因而设计画面改为表现人民群众。
关于浮雕的创作方面，周恩来指示先别急着创作，全面了解近代中国的革命史，结合传统雕刻艺术的同时，参考国外的创作经验，再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创作。
刘开渠遵照这一意见，先后多次组织雕塑人员讨论学习，外出考察观摩，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创造出让人满意的作品。
而浮雕上的花纹则是由一代才女林徽因设计，为了配合碑文和浮雕主体内容，表达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林徽因则选用牡丹花、荷花、菊花进行设计，以歌颂人民英雄的纯洁、坚定、高贵品质。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不过可惜的是，林徽因还没等到纪念碑揭幕那天，就于1955年4月离开这个世界，走完了51年的一生。
一切准备就绪后，雕刻工匠们就开始雕刻工艺，虽然有画纸，可8块浮雕设计稿主要是由画家完成，雕塑家参与的比较少。真正开始雕刻时，雕刻家又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动。
而为了人物形象更逼真，最大化还原历史，专家们还找来战士，让其做出各种形态，以更好的创作。
纪念碑建造分两个阶段，一是筹备阶段，从1949年9月到1952年5月结束，历时近3年之久；二是建造施工阶段，从1952年5月到1958年4月，历时近6年之久。
经过两万名工人的不懈努力，纪念碑于1958年5月1日揭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落成仪式。
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众人的见证下，这个耗费无数人心血的纪念碑完全展现在阳光之下，毛主席、周总理题写的鎏金大字闪闪发光，鼓舞着无数人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周恩来兴奋说道：“我们不请外国雕塑家也完成重任，这说明中国雕塑艺术了不得……”
吴良镛先生也高度评价：“单就设计成就和所达到的境地而言，它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之无愧，也是亿万中华儿女的骄傲。”
如今已过去六十余年，人民英雄纪念碑依旧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它诉说并见证了中华儿女为救国存亡、富国民强而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